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我国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方法和政策。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宏观经济治理”的概念，要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和“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2020年10月，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要求“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经济治理”，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丰富和重要发展。与“宏观经济调控”概念相比，“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更体现了系统观念的指导，要求目标兼顾更加多元，解决问题更为复杂，调控手段更为多样，时间跨度更为长远，涉及领域更为全面。从政策体系上看，“宏观经济治理”要求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强调就业、产业、区域、投资、消费、科技、环保、民生、社会、改革、开放等各类政策手段合理分工、紧密配合、高效协同，从而对更为复杂的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引导、调节和控制。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进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然要求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运行中最核心的一对内在关系，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是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功能。这既要求政策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发力，又要求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协同。供给侧管理政策一般要求从资本、劳动和技术这些生产要素入手，针对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跨周期的宏观调控；需求侧管理政策一般是针对有效需求问题，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周期性、总量性的经济增长等进行短期性的逆周期调节。但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又不是截然分开的，要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都需要把握好协调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政策，通过供给侧管理政策和需求侧管理政策有效协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新时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一直坚持注重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在供给侧，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底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意就是要通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突破制约高水平技术供给、制度供给的关键问题，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跨周期激发经济发展动力、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实现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目标。而从需求侧政策看，围绕扩大有效需求，着力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立足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更多经济增长动力源。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扩大有效需求提出了新要求，要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要求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优化投资结构，拓展有效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到2035年要实现消费和投资规模再上新台阶、完整内需体系全面建立的目标。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要求实施更加精准和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形成“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调控方式。通过增加跨周期政策设计来弥补单纯逆周期调节的不足，有利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一种供给与需求动态平衡、改革与管理高效统筹、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促进、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有效结合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这些都深化了中国对宏观经济治理规律的新认识。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蕴含多元动态的目标，这些目标必须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必须始终保持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念，正确处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持续提高经济治理水平。而这必然要求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人民福祉水平提高和美好生活的满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可以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扩大有效需求，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衡量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一个国家GDP水平的提高往往不能全面直接反映收入平等、环境质量改善、减贫等人民福祉水平的提高。区分GDP所反映的经济数量增长与经常被经济统计所忽视的经济质量提升是至关重要的，经济质量主要体现为人民福祉改善。长期以来，西方主要基于GDP数量视角延伸的经济增长模型和需求侧管理政策体系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这是新时代我们党对发展规律、我国发展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单纯GDP数量导向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的反思和超越。

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并不是要排斥经济量的增长，我们所应避免的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模式下造成的具有环境严重污染、资源过度损耗、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基础上，尽可能实现量的较快增长，不仅有利于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增强综合国力，也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国经济增长一定要保持合理的增速。有测算表明，要实现2035年远景增长目标需要2021—2035年年均增速达到4.73%，而且对于这一时期的前半阶段有更高的增长率要求。尤其是近几年，由于疫情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2020—2022这三年平均增速为4.5%。这要求未来更要重视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稳增长应该是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要求。因此，我们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的同时，还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着力扩大内需来稳定经济增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展，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的协同发力，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统一。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会比较好地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上。全要素生产率所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投入数量推进经济增长之外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源优化配置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质的重要指标，也是未来我国经济量的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因此，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关注经济增长率转向更加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部分特别指出，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说，全要素生产率是能够较好反映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该是我国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着力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虽然目前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70%左右，但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左右，这更增加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急迫性。未来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一定要通过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23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提振信心、防范化解风险，我国经济实现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4年要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困难和挑战，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这更要求我们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内需协同发力，提高宏观经济治理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一致性。具体而言，要着力扩大内需，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加强财政、货币、改革、开放、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寻求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结合点去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从扩大内需看，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协同联动，跨周期与逆周期宏观政策有机结合，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紧扣结构性问题，做到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精准有效，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有本金和债务约束的金融需求；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要着力围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不断强化完善结构政策，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新新需求，尤其是加快科技政策扎实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构建具有先进性、协调性、完整性、开放性、安全性和包容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中消费和投资的关系，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通过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另一方面，要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发挥好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探索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未来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降碳，培育发展新动能。

当前着力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扩大居民消费。目前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始终偏低，影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而居民收入份额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的走势高度一致，从1994年至2019年的历史数据看，我国初次分配中的住户部门收入占比与最终消费占GDP之比间的相关系数超过0.9，二者走势高度一致。因此，扩大内需一定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这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完整内需体系，高度重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些改革方向和内容既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