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制”剥夺农民 按照现行土地制度，农地一旦转为工业或城市用地，就由“民土（农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变为“国土”。在工业化城市化急速推进时期，这一事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可不察。 三连环：民土变国土 兴高采烈搬进商品房的城镇“房地产主”们也许并不清楚，他们物业的基础——土地——是怎样从农用转为非农用、同时又从民土转为国土的。简单作一个描述吧，那是一个三连环的过程。 第一环，农地征用。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 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占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试想，农地不是敌产，工业化城市化也不是战争或救灾，为什么非征用不可？这一问，就问到了问题的老根上。我以为，要害就是土地不能交易和“土地涨价要归公”。在征用制之下，土地并没有被买卖，当然更无涨价之虑。 第二环，向集体支付补偿。政府征用了农民的土地，一点补偿也不付，总是交代不过去。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征地1亩的补偿金，也就等于种植1亩土地三几年所得的净收益！这分明是斯大林式的国家工业化剥夺农民的一个侧面了。不过，那时的人民公社可以“集体地”分摊土地被征的后果，犹如乡下人家添丁加口，“桌上加双筷，锅里添瓢水”就对付过去了。现在，农户算是拥有了长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是只要涉及到征地，农民还是只好“退下”，要由“集体”（也就是几位乡村权力人物）出面，协调政府征地、领取并分配征地补偿。 第三环，土地批租。政府向集体支付了征地补偿金之后，就可以放手批租土地了。当然，这里批租的是土地在50-70年间的使用权，而不是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很要紧，不但维系了“土地不准买卖”理论的面子，也使得对农民的征地制，看起来不怎么象“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权力租金替代权利租金 这样一套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征地制），“国家工业化”（超低补偿），人民公社制（惟有“集体”成为农民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实在自成一家。这再次表明，在迫切的经济需要面前，任何强大的传统总免不了要发生变异。 这套组合起来的土地制度，有以下值得注意的特征。（1）决定工业和城市用地供给的，既不是农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农地的使用权。就是说，农地产权在法律上没有资格作为土地交易的一方，无权参加讨价还价。（2）政府对工业和城市用地需要做出判断，运用行政权力（包括规划、审批、征地）决定土地的供给。（3）权力租金——而不是土地产权的权利租金——成为目前农地转向工业城市用地过程里基本的经济刺激。在如此约束之下，各相关方将如何行为呢？ 两不经济 以权力租金驱动土地流动，效果如何还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和研究。目前我看这套土地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还在其次，实际效果上“两不经济”的端倪已现，值得注意。 这里所称“两不经济”现象，是指目前大都市因为行政控制过严，所以土地供给普遍不足，结果地价过高，可能步香港经济之后尘；而许多小地方，却同时因为行政控制松弛，使得那些没有什么效益的工业和城镇建设项目，大量滥占了农地。简单概括，一头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头大量浪费农地。 不是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市场地价”，已经高得令一般产业界人士侧目，而红火的房地产市场，看来看去还是不能完全脱去“丹顶鹤”特色——由境外和境内高收入人士的购买力主导——离“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还差得远。其实，精明的房地产商人怎么会不知道，客户没钱赚的生意是做不长的。但是要让房地产价格降下来，就要把地价降下来，把政府附加在土地上的种种取费降下来。为此，首先必须大量增加商业中心城市的土地供给。问题是，土地供给控制在政府手里，而大都市的政府，差不多一股脑儿在学香港——不但学土地政策，更学政府开支模式。 如此下去，内地很快会出现若干个香港。那可是所得税率比现在香港高一倍、而地价拿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香港”。果然如斯，这些“新香港”的经济靠什么撑？每周放5天假，还是天天办运动会？ 产权租金，不可小视 其实，“两不经济”源于一个祸根，那就是农民的土地权利被屏除在“土地城市化”之外。要知道，农民根据“出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斤斤计较，与国与民大为有利。我在上周的专栏文章指出，产权交易的规则是，农民决定是否放弃农地使用权，要考虑是否比他自用农地更“值”。大都会城市（包括有苗头的中小城市）可以为获得农地出更高的价，直到农民觉得“值”而放弃更多的农地。至于那些“国小民寡”、经济没有起色的地方，办“城镇化”还不如农民种地，地权交易机制就可以抑制地方长官们的瞎折腾。 产权租金在农地转用的制度中占据中心位置，农民的收入立码会大幅度增加。比较可靠的国际经验是，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推进的条件下，土地产权租金为产权的主人带来大量收入。算算我们这里征地补偿金与土地市价之间的差额，可以知道“流失的土地权利租金”数目惊人。真的为农民收入问题发愁吗？那就把“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废了吧。 资产不是资本 改革以来，农民家庭包地、盖房、办厂、经商，积累了不少固定资产。单单全国农民所盖房屋数目的增加，当有数千万间之多。连同农民房产之下的“地产”，拿东亚的经验来看，其潜在的市值无疑是万亿天价。本文提出问题，这些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资产，为什么没有构成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资产的学问 “资产”最浅白的意思，是可用的经济资源。房屋可以住，田地可以种，机器可以开，因为它们都有经济用途，所以都是资产。你拾起一根木棍袭击猎物，这根木棍就是你的资产。 善用资产的学问极大。现在人们一般可以接受，资产必须“有主”，才可能被好好利用。是的，无主之物，谁也不爱惜，大家争相滥用的结果，总是一塌糊涂。哈丁曾经断言，权利划分不清不楚的“公地”，一定难逃“过度放牧”之类的“悲剧”。这个推测如此斩钉截铁，就可以拿经验来反复检验了。 比较不容易理解的，是所谓“清楚界定产权”，从来也不意味“自己的资产只能自己用”。如果“所有者自用资产”成为全部经济活动的戒条，那么基于以下两点理由，我们可以预言，即便是“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也还是要大打折扣。 这两点理由是：（1）资产的所有者与他拥有资产的数量，在技术上的比例不对头；（2）所有者并不是利用他拥有资产的行家里手，或者别人——非所有者——比他更在行。关于这两点，可观察的现象数之不尽。你到农村走一走，张三家的劳力多、地太少；李四家的劳力少、地又太多；王五家呢，高高兴兴买了小拖拉机，但是怎么也使不好。放眼看去，闲置的或没有得到最佳利用的土地、房屋、设备和种种其他资产，比比皆是。就是我自己，买来翻翻就再也没有去碰过的“藏书”，少说也有1000本，“闲置的资产”委实不少。 要提高“有主资产”的利用效率，可以让张三选用“劳力密集型技术”，李四用“土地密集技术”，培训王五驾驶拖拉机，然后限制我乱买书的冲动。但是，只要还缺一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就一定还大有余地。这一招不是什么别的法宝，而是人类自发发明、二百年来好的经济学咬住不放的“资产经交易而转手”。 一鱼两吃，并行不悖 “资产转让”的一般好处，我们就不在这里说了罢。在我家的“藏书”里，有一则老上海的故事，与本题有关，让我拿来与读者共享。故事出自锦江饭店创业人董竹君女士的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话说1930年代，董先生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公司益群纱管厂在日本飞机轰炸、逃难、市场骗局的重重打击下近乎瘫痪，山穷水尽之际，一位叫张云卿的人“慷慨借给我一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我凭此向一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友人郑素因女医师抵押三百元”度过了难关。 商场上，一分钱难倒英雄豪杰。董先生靠什么度过这一劫？故事里的张云卿，看来对董的为人有基本的信任，不过他并没有直接出钱相助，而是“借”出地契一张（回忆录没有交代是否为此取费）；董先生凭契向郑姓医师抵押出三百元，就可以周转她的生活和生意了。抵押这回事我们是知道的，如果董先生在约定的期限内不能归还郑医师的三百大洋（连同约定的利息），那张“二百亩绍兴沙田地契”连同其权利就归这位“为人直爽热心的”医师了。郑并非没有“风险”，因为落到她手里的地契，市值可能抵不上三百大洋，或者没有任何“下家”愿意买进，上海的郑医师就不得不沦为绍兴的地主。事实上，抵押的利息和其他条款，就是对付这些风险的安排。 这个故事最可圈可点的，是资产转手可以千变万化，妙不可言。绍兴的那200亩沙田（江南薄地，不是好田），农民照样耕耘其上；同时关于这200亩地的“所有权”，却可以借一纸契书，独立流转于上海，为企业家融资充当“过手”的工具。倘若问，董先生度过了难关，在上海继续她创办企业的事业，对于农民进城就业，是不是大有帮助？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我所说的“一鱼两吃”了。200亩沙田，在一个看得见的地方可以种植，在另外一个不容易看见的地方（契约市场）可以转手融资，并行不悖，难道不是奇事？ “资产”变“资本” 当然，我们不是在西湖边上一鱼两吃，那样的轻松和浪漫。资产转手，要伴随冷冰冰的利害计较，还有世俗的讨价还价。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不少读者可能知道，我在费雪（I. Fisher）的意义上定义“资本”，就是说，资本是构成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按此定义，李四放弃自种土地的权利、收取一点“代价”后而转让给张三家种（不论张三家是劳力过多还是种田能手），这部分被放弃自种的土地，就不再仅仅是可用的资源——资产，而且成为资本——可以源源不断生产出租金收入流。在理解上，我倾向于在“未来收入流”之前，加上“独立的”限制词。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可惜的是，今日我国农村虽然“资产密集”的程度大为增加，但“资本密集”的程度还是太低。这不是说农民的资产已经太多，而是说可以独立提供收入流的资产，在全部土地、房屋、设备的农民资产总量里，比例微不足道。进一步探察究竟之前，我要拿一个判断放在这里打擂台：除非在扩大农民资产“资本化”的方向上大做文章，任你“调节需求”的高手如云，要显著增加农民收入，门也没有。 市场经济，岂能无契 从只可自用的资产，转变为能够独立提供未来收入流的资本，需要的条件讲来无数。万丈高楼平地起，让我们从比较基本的一项条件谈起。这项条件只有一个字，曰“契”。 契为何物？ 多年不知契为何物，查查字典是需要的。我查的结果，“契”的中文意思不复杂，就是“文书和凭证”。对应的英文词汇（deed），意为“加封盖印的文书，比如债券、合同和转让证书，通常与财产有关”。简而言之，契就是关于财产的一个特别文本。 财产就是财产，为什么还要一个文本？为了确立产权的排他性吗？那就是没有契，也是可以的。修篱笆可以防君子，养狗可以对付小人；遇到强盗明火执仗，业主可以告官，也可以诉诸“武力的批判”。无论如何，“狗、篱笆墙”之类的物理分界线，可以发展到应有尽有。为什么一定要“文契”？ 我的看法，“契”从来与产权的转让有关。从“资源自用”跳向“资源可转让”，看似一步之遥，却平添麻烦无数。择其要者，三项困难首尾相冠。这第一项，转让要讲代价，所以有关资产的质量和数量，要有准确的测定、计算和记录。巴泽尔说过，任何商品都包括许多方面的属性，考核清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仅仅把资产状况描述清楚，对语文和算术的要求，就绝不简单。 第二项困难，原主放弃资产自用、转让他人，需要清楚地指认，原本拥有的“要求权（claim）”为何，可以出让的究竟是哪些。财产作为“物”，是具体的、在物理上可见的；而关于物的“权利”，涉及的是行为，非常抽象。加上产权转手要牵连两个以上的主体，所有抽象的“指认”要使授受各方都清楚明了、没有歧义，是难上加难。 接着而来的困难，是以上关于资产的描述和权利指认，究竟可信不可信？“交易无戏言”是对的，不过既然“戏言”可以获利，怎么防范交易对手口出戏言？ 转让产权跨越的时间越长、空间范围越大，上述三大困难就越发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契书应运而生！口说无凭，立个字据是必要的；而“文字”生来就很抽象，适合用来界定权利；加封盖印，表达了第三方的认证和担保，旨在增加文件的可信性。契书的三个特点——文字书写、抽象描述资产并指认权利、权威可信——可是个个都有来历。 契为约之本 契书来到人世，就成为产权的正式表达。在真实世界里，清楚的产权表达，构成了一切合约（contract）的基础。讲起来也许石破天惊，合约的本质就在于放弃。难道参加合同的一方，不是承诺要放弃自己的一些产权，才换取到另外一方承诺放弃的相应权利？合约经济，讲来讲去，就是分立的（several）产权主体，在合意的原则下此弃彼取、彼弃此取。 要放弃，就要有清楚的表达！以拥有一套住宅为例，业主究竟准备放弃什么、欲交换什么，需要清楚的表达。你放弃的是使用权（居住权），是收益权，还是处置权？是放弃部分，还是放弃全部？是一时放弃，还是永久性放弃？你表达得越清楚，潜在的市场合约对手——他们也要清楚地表达他们意欲放弃的产权——就越容易集合起来和你谈判。 契的作用就是提供一个清楚的、可置信的表达。这样看来，英文的“contract”虽然可以翻译为“合约”或“合同”，但还是不如古旧的“契约”来得传神。契为约之本，有契作凭，立约比较容易。无契而要定约吗？不是不可以，只是“交易费用”委实太大了。以上“契约”之说，可以解释市场文明为什么总是“与契共舞”，没有例外。 三大市场，农民在外 以契为基础的交易，在改革后的中国有了惊人的发展。考虑到曾经把契约看作剥削标志的历史环境，“契约文明”在中国的重新萌芽，是将来的经济史学家不会放过的题材吧。 不是吗，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人才市场，交易活动要以契书为准，已经成为正式的、合法的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各类证券凭证（包括电子文本）、房地产证以及文凭（人力资产的文契），清楚地表达着私人产权在中国的成长。与理论推测相一致，正是在这三大市场上，“资产自用”的限制被普遍打破，而按契约转让资产，变得越来越有看头。与理论推测相一致的还包括，资产因为可以按照契约为他人所用、可以提供独立的收入流而成为资本。 不要违言，我国的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和人才市场，都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有机会的话，我们还要冲着这些制度缺陷，提供“刀刀见血”的分析。但是本文的观点是，凭借文契来交易资产的“形式”本身，有独立的价值。看不到这一点，是短见。 比较值得思考的，是占人口多数、在改革中最早得到土地承包权的农民，还基本隔绝在三大市场之外。是的，资产变资本的中心，无一例外都在大都市。但这并不等于说，数额巨大的农村地产、房产和其他资产，就没有汇入市场交易的可能和需要。是的，为农民财产建契立约，需要一系列社会文化条件的支持。但是，当今农村高中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乡下读书人的比例。在传统上，识文断字之辈在乡村本地市场的用途之一，就是为建契立约提供服务。根据历史记载，即便在“政府机构不下县”的条件下，每一块农村土地都带有加封政府印章的地契、而和平年代里大部分的财产转让，也登记在册。 我认为现在最主要的障碍，是经济思想的落后。许多人认定，市场经济不一定非要清楚界定的产权，而界定产权也不一定非要以契为本。经验已经在批判这种落后的思想：改革后农民积累的资产总量在增加，但是他们的资产缺乏转化为资本的途径。有趣的是，人们宁愿把时间用来念叨“资本短缺”、“劳力过剩”、还有什么“人地关系紧张”，也不愿意哪怕想一想下面这件简单工作的意义。这件工作是，为已经落到农民手里的财产权利，建立一纸文契。 反思农村金融 其实，每一张钞票都是一纸文契。你看，文字书写、抽象到只用数目字表达持有人的权利、以及权威的加封盖印，钞票无疑就是一张“契”。当然，钞票不记名。要是持币人愿意储蓄——放弃现在花钱的权利、换取未来收益——那他通常就需要一份记名文契（银行存单或其他金融证券）的帮忙了。市场改革多年，农民的金融资产运转得怎么样？ 集体金融，溃不成军 不幸的是，农村的金融服务呈收缩趋势。一个现象，农民的存款向国有大商业银行集中，而大银行基于成本的压力，纷纷向城市收拢。另外一个现象，农民告贷无门的事情越来越多。买一头老牛缺100元钱，那就再等一年吧的故事，算不得新闻。不要说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就是比较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小额借贷，也与大多数农民绝缘。合乎逻辑的结果，第三个现象就是“非法金融”连同“高利贷”占据的农村市场有所扩大。 上述现象与一个事件相关：农村集体金融组织大面积坏死、溃不成军。根据报道，农村信用社以及近年活跃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基金会”，累计的坏帐和死帐，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诉说不尽的伤心故事，听来听去大同小异：老乡把钱存进了这些合法的集体金融机构，后者把钱放贷出去，到期收不回来，现在农民要提款，还能不坐蜡？ 如果让存款人承担金融坏帐的后果，农民要上街打扁担！靠所谓“流动性” ——以新增存款来还旧债——来解决问题吗？集体金融哪里来国有大银行金字招牌的“信用”。这不是说国有大银行实质上就真的好多少，而是说国有银行有政府信用垫底，实在不行的时候可以靠税收和印票子还债。解决兑付农民提款危机的实际出路，是“国有化”：集体金融盖不上锅的时候，政府出面清盘、整顿，由财政承担兑付责任，化解金融风险。广东主持“金融排雷”的省长总结说，金融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是的，金融风险一旦形成就不易消除，可以改变的，是风险的分布。 不过，政府花钱终究也买来了一个教训：给农村集体金融再多的优惠、补助和特许，以为可以帮助农民，到老来却是乡村少数权力人物，变着法子糟蹋了老乡的存款，然后让政府来付帐。关关关、停停停，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结果，是农村金融收缩。 个人产权是根基 讲起来，天底下真的很难找到能比“集体”、“农民自家的服务组织”、“免除中介环节剥削”等更动听的词汇和承诺。但是，做出来一看，牛头对不上马嘴。为什么集体金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按照一个似乎不证便可自明的命题，个人无法承担向市场提供金融服务的巨大责任。比较流行的用语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里，似乎“庙”才是信用唯一可靠的基础。他们没有到五台山去看过吗？在真实世界里，从来就是“庙以僧贵”。他们好象也没有仔细考察银行的生意——8%的自有资本就可以“玩”100%的银行资产！没有“声誉”资产的概念，要理解银行金融的性质很困难。我不过提示，“声誉资产”归根到底附属于某些个人。 集体金融大量失败的教训，逼迫我们重新思考：倘若个人（私人或自然人）都靠不住，集体（公家、法人或机构）的可靠性究竟神秘地来自何方？我们可能需要反思一下，也许正因为没有靠得住的个人，才不可能有靠得住的“集体”；正因为不能有效约束私人行为，才不能有效约束法人和机构的行为。不妨小注一笔在此。我这里所说 “靠得住的个人”可不是说圣人，而是私心私利挥之不去的凡人。正因为凡心未灭，所以个人产权大有所谓，它既是激励性的制度安排，也是约束的真正基础。在金融市场上，举凡诚信、守约、勤勉和能力，皆有市值。个人要是放弃自用这些品格和能力资产，可以构成独立的收入源泉（人力资本是也）。 一试可以见分晓 这套认识，许多人不会同意。以后有机会，我还要向读者仔细解释。这里要阐述，不同意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因为不同意就拒绝试一试。要是人人同意才敢越雷池一步，人类恐怕早就灭亡。中国自己的新鲜经验是，农业和农村工业的改革，当年都是一试见分晓。 包产到户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大家意见分歧、互不同意？据说省委书记那样的大官，为争论包产到户拍桌子互相大骂、不欢而散。一派意见主张，可以包产到队，不能到组；第二派意见，可以包产到组，但不可到户；最后一派，非包产到户不能解决问题！当时主持农村改革文件起草的杜润生先生，困坐愁城数日，突然就有了神来之笔：可以包产到队、可以包产到组、也可以包产到户。文件下达后，农民只记住七个字——“可以、可以、也可以”。 农村工业的发展，有“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别，谁也不同意谁。但是因为都可以试一试，几年光景就看出门道。今天我要说立足于私人产权、市场合约的温州模式高人一筹，反对的朋友不那样多了吧？强调集体模式的苏南道路早已名存实亡，但是那里改造集体制的经验，举世无双。 无奈农村金融，至今未见分晓。事实上，私人金融早就自发萌生。我自己最早面对面访问过的一个案例，是1984年温州一家“地下银行”。屈指算来，16年时间过去了，民间私人金融还是没有合法地位。“非法”意味更高的制度风险、交易费用和不经济的小规模，这应该是“高利贷”的主要原因吧。我不明白的问题是，在国有金融后撤、集体金融溃败、农村金融收缩之际，为什么还不可以试一试民间私人金融的合法化？ 地盘经济 象农村集体金融那样，就是办得一塌糊涂，也不准“另类”一试身手的，在农村经济中还有不少家。过去那个时代，举凡大宗农产品收购、仓储、运输、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屠宰，以及燃料、电力、通讯、甚至农民日用工业品的供销，因为事关“国家工业化战略”，一概由部门垄断经营。计划经济大势已去之后，无数“亦官亦商”的碎片，集结成一个又一个的“地盘”。 论权不论价 “地盘”者，用权力划分的商业势力范围也。一笔生意，由谁来做，收入和利润就归了谁。这当然值得争一争，要比输赢。我们讲的“市场竞争”，其实是一套独特的竞争的规则。大家要争“卖”的机会吗？谁的要价更低，谁就赢。争“买”吗？谁出价高谁先得——这就是市场竞争，张五常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 但是“地盘之争”可不是这样的。争地盘的“规则”是，由权力或强力划定垄断市场的范围和归属，其他人不得涉足！划分地盘，论的是权力的级别。地盘一旦划定，胜者成为这门生意唯一的经营者，不需要为价格/质量之类琐碎的事情而烦恼。在地盘经济里，价格与质量竞争无足轻重，因为输赢皆不由它。 三位一体的地盘 我自己对几个案例下过功夫，知道地盘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管理、执法、买卖”三位一体。1997年到广东中山调查外来农民工，见到江西、湖南等输出地劳动部门的干部不辞辛苦，常年驻扎在民工集中的广东市镇，请教他们公干为何。原来他们千里迢迢跟着来收“管理费”！——这类收管理费的地盘，近年发展很快。结果，农民外出打工要向输出地、输入地劳动管理部门两头缴费。因为杂费过高，中山一度招不到劳工！ 后来在山西听一家民办客运公司投诉，因为生意做得比县运输部门附属的公司红火，所以通不过年审，车子无法上路。就是说，只要你做得比他好，就会刺激他逼你“出局”。类似的事情，比如电信局查封经营IP电话的网吧、邮政局打击民间快递公司、电力局扫荡自备柴油发电机的乡镇企业，表明地盘经济实行的是反市场竞争法则：要价高者得卖，出价低者得买。 还有许多隐蔽的地盘。河南有个镇，老百姓要办手续，非要到镇长指定的照相馆（老板是镇长太太）拍照，否则不予受理。对此当地人见怪不怪。后来激怒舆论的是一个老乡在大城市拍得的照片也“不能用”，非要加付12元买了一个印有镇长“定点照相馆”名号的信封，才办得了事！你以为这家定点照相馆在做生意？是的，这是一门挂（市场）羊头、卖（地盘）狗肉的特种生意。 歪理护地盘 行政权力搅在市场里吃垄断饭，本来丑陋无比。但是，因为一些歪理提供保驾护航，腐朽也能化为神奇。不过，那些讲起来颇为神圣的“大话”，实在是破绽百出的歪理。让我试举几例。 最容易拿出手的，是“特殊”理论。粮食特殊、化肥特殊、农药特殊、邮政特殊、电信特殊、电力特殊。。。。，是的，世界哪里有不特殊的产品，又哪里有不特殊的产业？问题是，究竟哪一种“特殊”，在逻辑上非行政垄断经营不可？除非我们也能看见皇帝的新衣，这样的“特殊”一个也没有！相反，正因为分工造就了“各个特殊”的产品和产业，才需要一些简单而普遍的“抽象规则”——诸如“开放市场、公平竞争”——来有效地连接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世界。 “国计民生”论宣称，凡涉及国计民生的，放任市场竞争就不可以，非行政专营或政府管制不可。讲来讲去，还是一个“特殊”。但是“国计民生”究竟“特殊”在哪里，又从来没有讲清楚过。逻辑上“推导”有困难，为什么不看看经验事实？世界上什么地方的专营和管制提高过“国计民生”的水准？ 比较有学问的，当推“自然垄断”理论。就是说，因为技术或成本特性，独家供应更加有效。既然如此，开放市场、听其自然就是了。否则，你怎么证明“这个市场”就一定是“自然垄断”呢？你就是证明了“是”，又怎么保证，由行政权力指定的“这个”垄断商，一定就是“最合适”的呢？把“自然垄断”解读成“自然应该由行政权利实施垄断”，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警惕“漕帮”的教训 地盘经济抑制了市价竞争，农民买啊卖呀的，都要被迫缴付一笔地盘权力租金，受损失是明白的。对于获取地盘租金的一方，肥水多多，没有疑问。否则，为了保卫地盘不惜大动干戈的事情，例如湖南电信与有线电视为强占地盘而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件那样骇人听闻的事情，该作何解释呢？ 本文要指出，地盘租金对其得主的潜在损害也相当大。这一结论看似奇怪，道理却不复杂。因为凭借权力垄断做生意，久而久之当事人的“本事”也被专业化了。他们不再求新求变，也没了适应市场的能耐。等到哪一天地盘突然不保——技术、经济、政治、生态以及其他各种可能的原因使然——地盘中人就如同被废了一般。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在地盘经济里吃香喝辣的一项机会成本，就是市场竞争能力和意识的丧失。 读者知道“漕运”这回事吧。大体唐宋以后，中国北方的政治机构和防务就要仰仗长江流域的粮食供应。因此，历代朝廷把“漕运”——通过大运河运米北上——看作“命脉”，概由官家打理。说来“漕运”可是天大一个地盘：皇家特许垄断经营，怎样定价格、报费用、吃回扣、计损耗，样样大有名堂。不料1840年代，英国佬的几只军舰封锁扬子江大运河口后，近海沙船运粮就逐渐替代了漕运业务。你想知道世时代代以漕运为生的“漕帮”们的最后下场吗？高阳在《红顶商人》里告诉我们，他们不幸沦为土匪！ 我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消除短期损人、长期不利己的地盘经济。目前可以看得清楚的是扩大“经济自由”应该是市场法治的重心。也许以中国之大，可以考虑学习WTO的办法，由中央政府组织各地政府坐下来，全面清理“条条块块”，分期分批解除市场禁入和限入，达成一个带有时间表的一揽子协议，告示天下要根除地盘经济？ 无奈的法外世界 “法外活动（extralegal action）”指的是“未经法律许可、不受法律规制的活动”。 不难观察，当今我们这里被叫做“市场经济”的经济行为中，法外活动占有很大的比例；而在全部法外经济活动中，农民参与的又占一个很大的比例。是的，法外经济活动是农民收入的一个现实来源。不过，本文的重点是要阐述，在法外世界里农民的收入难以持续增长。 直面法外经济 让我们列举一些现象吧。国家法律至今没有宣布农村土地可以公开自由买卖，但“卖地致富”的秘诀在村镇权力人物之间早就广为流传。为了“保护下岗工人的就业机会”，十数个大中城市的政府明令禁止农民进城打工（有的还附加了“禁入、限入行业名单”），可是在城市招工单位与农民工的合作之下，各地不断上演着“非法移民”的活剧。银行金融非国营或“集体”不可？私人暗渡陈仓取得农村金融机构控制权，在许多地方蔚然而成“公开的秘密”。粮食棉花国家特许经营真的卷土重来了吗？私商私贩“穿越封锁线”的故事如歌如泣。看这边，“清理整顿”、“稽查打击”的口号震天；望那厢，制假贩假、走私贩私的前仆后继、登峰造极。 不少人说，农民素质太差。另外一些人说，农村法制太落后。再有一些人认为，坏人越来越多，都是“上下交征利”给闹的。但是，无论采用何种“说法”，都不能回避一个也许令人难堪的事实：要是取消全部法外经济活动，农民收入的数目字比现在官方统计的还要低！ 法律复杂而没有重点 让我们“聚焦”一下各类法外经济活动的共性。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发生收入的经济活动与法律不相干、或者干脆违背已经颁布了的法律和规章。这里，“不相干”意味着交易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和服务，而违背现存法规，通常意味着要追加费用。我的问题来了：法外活动与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并到一起？毕竟，大家都认为——大量经验也可以提供佐证——市场经济需要法律服务，而市场竞争迫使参与者不得不对节约费用敏感。 我认为，相对于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农民而言，现有的法律法规过于复杂而缺乏重点——这可能是事情的一个症结所在。法律“过于复杂”是明显的吧？仅仅涉及农产品交易和土地产权的政策法规，象杨小凯这样世界一流的经济学教授，要带领助手整理出十数个大表格，才知道大概的眉目。要普通农民搞得清清楚楚，不免文不对题。委托法律专家去打理吗？那遍布城乡的法律服务机构又何处可寻？ 相比之下，“缺乏重点”更为致命。我这里讲的“重点”，指的是为最基本的农民财产权利——主要就是土地、房产和劳动资产的权利——提供基本的法律界定和执行保障。不要以为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我已经在前面发表的文章里讲过——参照经济史和法制史，给定今天农村的文化人口和政府机构数目，当今中国为所有农民的基本财产立一纸文契，并保障基于产权和自愿的基本交易秩序，完全可以办得到。有了这个重点，农民可以从法律服务中收益，不会漠视法律的存在，才好谈及其他。 特殊规则不能远行 可惜，能够办到的重点被忽略，而已经过于复杂的法律体系，却日复一日复杂得更上层楼。结果，我们就有了一个法不责众的环境。我很喜欢看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不过我也不能不叹息，要是现实里种地做生意的农民为了经济事务，要几上省城才讨得一个“说法”，我们还有没有充足的理由指责他们的法外经济行为？ 是“法律界定权利”不能普遍供应，才使法律制度的替代品占据着广袤的地域。农村里的血缘、家族、朋友、习俗、惯例、权力靠山、甚至武力，都具有“界定产权”、保障交易的功能。不同的是，这里通行的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特殊规则面前各各特殊”。“特殊规则”的含义是，一种行为究竟可以还是不可以（权利是也），永远没有普遍而一致的准则，要因人制宜、因事制宜来决定。 “特殊规则”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成为大范围市场交易提供秩序。市场范围扩大了，费孝通先生当年定义的“陌生人”之间要发生经济来往，交易要变得集中和复杂，“特殊规则”就难以应付。好比一个十字路口，在交通流量小的情况下，“特殊规则”可能无伤大雅。等到人头汹涌之时，让年岁大的先走？让官大的先走？让体弱的先走？让妇女儿童先走？还是让着急的先走？各有各的道理，但统统都要乱套。此时要秩序和效率，非有一个简明而普遍性的规则不可。比如“先来先走”，或者“绿灯行，红灯停”，路就通了。 从法外世界吸取营养 不要认为普遍性规则是专家设计出来的。从来没有那回事。“红绿灯准则”通行天下，是错了又错、改了又改、试了又试的结果。从起源的意义上，我们不妨大胆推断，人间所有的法律全部起源于“法外”。大法学家说，“法先于立法”，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吧？ 从现实的角度看，既然农民在法外经济里可以赚到钱，多少总有一点道理。是的，有人大赚“黑钱”——通过损害买家而获利——那是要依法加以“收拾”的。问题是，在惊人庞大的法外经济活动里，有许多是完全可以合法经营的生意。别的我就不再重复举证，乡镇企业按照《公司法》向社会发股，投资人要找一个柜台互相交易手持的股票，为什么一定就是非法的？把有益无害的、或者略有瑕疵、不难规范上路的农民经济活动，轻而易举划为“非法”，不但徒增实施法治的难度，而且放弃了从法外活动吸取立法营养的机会。 问一条历史经验：包产到户、投机倒把之类，还不都曾经是法外世界里的严重罪名，要不是后来经历千难万险转为“法内”，农民收入可以那样大幅度地提高吗？是的，大胆、谨慎地清理一次农村法外世界，那里也许有神来之笔。 城市化是副产品 在分别讨论了事关农民收入的一系列事件——粮食交易、土地产权、资产契约、以及“地盘经济”——之后，我们来谈城市化。鉴于近来“规划城市化”的潮流大涨，读者要容本文唱一点反调。我不是要反对“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命题，而是不能同意，以为既然政府已经掌握了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就有能耐通过“规划”城市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规划困境 的确，“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的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以北京为例，“六朝故都”的故事，人人皆知。不过历史上没有把北京当做都城的朝代，未必就违反了什么“客观规律”。长安时代，盛唐名扬天下之时，君王与百姓似乎过得也不坏。论今朝，要是毛主席当年决计把首都定在“虎踞龙盘”的南京城，你以为那里就办不成奥运会吗？ 问题是，城市是数之不尽的“主观”在竞争中“凑”到一起的结果。挥舞权杖，划乡为“城”是可能的。但是其他因素来不来“凑”，最后可以“凑”到什么程度，向来由不得政府一家。粮食能不能集中，水怎么样，买卖是否汇聚，交易会不会红火，“人气”如何。。。。，琐碎的事情无数。一个城市最后在哪里扎根，究竟能不能“坐大”，要在琐碎中定乾坤。官家下令“造城”，倘若民间不“买单”，造一座空城没有什么意思吧？要强来吗？“阿房宫，三百里”成为毁灭城市文明的导火索，可是有史为鉴。 比较可以肯定的，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帮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结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不可想象。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又有哪一个是靠父母官“规划”而成的？ 道理在于，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弃流向乙地。要比较每一种要素流向何地对它的主人为优，“琐碎信息”无数，需要靠“分权、自由流动、自主交换”的体制才处理得了。“中央计划”当局以为用一个“主观”代替无数相关的“主观”来做决定，可以更理性、更科学、更伟大。可惜试验的结果，到处一败涂地。你有没有看见，为了料理那个曾经辉煌的“中央计划工业化”的后事，人们多么辛苦！如果连规划产业那样的简单功课都没有做好，要“规划”城市化，岂非痴人说梦？ 可怕的大奖 正在升温的“规划城市化”，种种宏图伟略，不过是设了大奖的说梦比赛。这第一个大的“奖项”，我在前面的专栏文章里已经论及，就是那个“国土制”。农民的土地，只要转为城镇用地，立马变为“国土”，成为某一级政府的税外财源（外加官员个人可能在征地、审批、立项等环节里的“腐败”机会）。如此重奖之下，“城市化”早就如火如荼，怕是不再需要学者为文“论证”了吧？ 第二个大奖更厉害，叫“行政级别升等”。城里的读者，对“乡改镇”、“建制镇”之类可能不甚了了。不过只要一提“县级市”、“地级市”，大家要明白这些称谓对官员的“意义”就不会太困难。原来，我们这里的城市化正在被“行政升级”所驱动。这可比前一项大奖更有刺激力。因为“圈地为城”是可能落空的，要是各方就是不买单，政府圈地“升值”的美梦可以破碎。但是，行政升等一旦发生就是“实”的：官员的级别、人数、机构和预算，都因为行政升等而发生“在数目字可以计算的”变化。所谓“农民负担”问题，与此大有关系。 城镇化、更危险 比较起来，“城镇化”可能比“城市化”还要危险。道理在于，乡镇是整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规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农民。这一行政层次，官员的收入水平低、升迁的机会少，本来就内生着种种升级无门的“紧张”。现在“城镇化”大张旗鼓，还不是要把这种紧张大大释放一把？三数年前，有人“规划”全国将出现5万个小城镇，每镇吸纳2000个农民就业，就是1亿之众。数字何其诱人！只是我们不妨检验一下：几年来全国小城镇究竟实际容纳了多少农民？又“开发”了多少农地？增加了多少干部人数、机构连同他们的“花费”？ 这不是说“小城镇”就一定没有戏文可唱。如同“城市”一样，镇同样可以积聚、集中经济资源。问题在于，政府同样没有足够的信息处理能力，来“规划”什么“城镇化”。哪里可以兴镇，哪里只能勉强为之，哪里干脆搞不成，是高深莫测的学问。靠“国土制”加“行政升等”来刺激，“城镇化”吸纳农民劳动力的“预期”没有实现之前，土地滥占、官僚膨胀、乡镇债务危机、农民负担等等就可能“升级”到不堪负荷的地步。“危险”一词，由此而来，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吧。 无论如何，城市化——城镇化也一样——是经济要素在空间积聚、集中过程的一个副产品。本文的重点，是指出不同的体制和动力机制将产生极其不同的城市化。愚见以为，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和“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或“城镇化”从政府未来发展大计中一笔勾掉。(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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