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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新特点
作者:贺力平    发布:2004-11-24    阅读:2215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在1979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的很长时间中,两国贸易一直保持平稳增长。1990年代初两国贸易出现一些摩擦。当时主要背景是,美方提出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权等事务上的要求,将双边贸易与一些非贸易或间接经济因素联系起来。两国官方为此进行了大量接触和交涉。其间尽管出现许多风波,两国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尤其表现为中国对美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中美双边贸易形成中方顺差、美方逆差的局面。

    1990年代中期,由于美方经常对延长对中国最惠国贸易国待遇提出种种附加条件,每每使中国对美贸易出现不明朗前景。部分由于这种因素,中国决定要加快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步伐。经过多次谈判,中美双方1999年签订了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一年后,中国与欧盟也达成类似协议。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成为在一个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约束下的贸易伙伴国。在这前后不少人认为,中美双边贸易问题应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所减少。后来的情况事实似乎是,双边贸易摩擦有增无减。2003年11月同时传来两个消息。一是美商务部表示要对几家中国彩电企业对美出口实行反倾销制裁,二是对中国向美出口的针织物、睡服和胸罩这三种产品采取紧急配额限制。配额限制的具体内容是,这三种中国对美出口纺织品额比上年增长幅度将限制在7.5%以下。此前在2001年,美方宣布对进口钢铁征收附加关税,幅度达30%,期限为三年。受影响者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和中国等。
        这些贸易摩擦引出不少问题。例如,中国未来对美出口会继续受强烈贸易限制吗?贸易摩擦会持续多长时间?严重程度有多高?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不涉及到如何看待合众国贸易政策。
        总的看,近年来合众国贸易政策有一些特点或新倾向值得注意。
        几乎所有国家都可能存在全球贸易政策与双边贸易政策的区别。美方在钢铁上的关税政策显然是一个全球性保护主义措施,也就是说不区分进口来源国,对所有进口国一律实行高关税壁垒。近年来针对中国的一些贸易措施,比如说对中国三种纺织品的限额措施,看上去是一个双边贸易或双边贸易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其全球贸易政策的一个反映。全球贸易政策的特点是国内产业利益的反映或协调。国内某个产业如果声称受到进口冲击,政府同时给予它在贸易政策上的保护,贸易措施便不是特别针对某个国家而设计的。
        从过去看,双边贸易政策主要出于对双边贸易平衡和对方贸易制度等事情的考虑。如上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来自美方这方面的摩擦是很多的,入世后这方面实际上呈现减少趋势。随着中国经济贸易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与国际惯例的接近,这方面的摩擦还可能减少。2003年秋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激烈中美讨论部分反映了美方对双边贸易平衡的考虑。但是,正象许多人所认识到那样,那场讨论还有许多其他焦点问题,例如美方希望中国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希望借此国内产业界的一些注意力,等等。
总的看,在对华贸易上,美全球贸易政策倾向及其作用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上升了。双边因素并没有因此而消失,但双边因素服从于全球性政策倾向的程度应该说是增大了。
        就美国全球性贸易政策倾向来看,近年出现一些奇怪的动向。这就是布什政府的哲学与其实践的矛盾。大家知道布什政府从来标榜自己信奉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2003年初其贸易代表甚至提出“全球(各国)零关税”主张,看上去比古今各国所有人在自由贸易政策上都走得更远。而在实际对外贸易政策上,布什政府往往采取了一些与自由贸易原则不吻合的做法。对这种反差应如何看呢?
这种言行不一的原因与国内政治体制和现任行政当局的特点有关。政治体制上,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内部各地区、各行业利益群体的复杂集合体,而且这些利益群体的要求、呼声往往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政治反映。一些行业、地区的经济一旦受到或可能进口冲击,其代表人通常会尽可能多地要求联邦政府给自己予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一个间接原因是它们难以要求政府在国内经济政策上给予自己以同等效力的保护或倾斜待遇)。既然国外公众不能对合众国政治产生直接影响,合众国政治家们免不了要拿国外经济“开刀”,拿贸易“开刀”。贸易政策由此成了国内政治较量中的一种易用工具。这种倾向,昨天有,今天有,明天还会继续有。自由贸易基本原则在这种环境中之所以幸存下来,主要归功于国内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一个产业部门(例如钢铁)可能受益于保护贸易政策的同时,国内经济中还存在别的相关部门(例如汽车制造)会受害于(钢铁)保护贸易政策。是这种产业结构关系从根本上制约了贸易政策的走势。
        但产业结构的多样性也会使来自特定产业部门的保护主义呼声频繁地出现,给该国的贸易政策决策带来较多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产业间的起降生伏总是免不了的。在一个相对多样化和规模大致均等的产业结构中,各个产业都有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而且,各个产业的地区分布是互不一致的。某个时点上,一个看上去是小的产业部门也可能有较大的政治影响。例如在一个选票源地区,一个从全国看来是小产业部门却可能对当地的选票走势有着重大影响,而当地的选票倾向却可能对全国选举结果产生重要边际影响。换言之,合众国的联邦政府在某些时候会屈服于某些地区、某些行业的压力,采取一些措施来迎合他们的要求。这就会使得贸易保护政策本身具有一些不稳定性、不连续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偶然性。
        就布什行政当局而言,美国内不少认识认为,这个当局中有人与某些行业有利益纠葛,其国内经济政策在一些领域中很不公平。面对这种责难,布什当局总会做出一些姿态。很有可能,正是出于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布什当局时不时拿贸易政策“开刀”了。在贸易政策上做文章,实际上就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来弥补自己在国内政治形象不佳的问题。如果情况是这样,这不意味着美国贸易政策现在有了根本性转变,而只能说实际上是为了某些国内顾虑而牺牲了国际贸易政策的原则性。
        从上面的分析也可推测说,既然当地拥有众多的制造业和各种各样的产业部门,今后美国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贸易纠纷,只可能有增无减。
        除了非贸易非经济因素,贸易摩擦中的确还有一些贸易本身的因素。例如,目前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中美贸易中美方逆差,等等。贸易逆差的存在,客观上使一些人认为,既然美国为别国提供了巨大市场,它在贸易谈判中就握有较多的“牌”,因为别国对本国的经济依赖大于本国对别国的经济依赖。这种看法和心理,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突出。以前主要表现在美日贸易关系上,后来日益扩展到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关系,近年中也不时表现在中美贸易关系上。国际经济社会中“老大”有一些想当然的念头,其实不奇怪。老二、老三、老四等等联合起来,老大想当然的念头便不得不减少许多。
        现有不少人把从现在开始的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类比为1980年代日美贸易关系,从日美贸易摩擦的经历来探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可借鉴经验。进行这种探讨应该说很有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目前及未来一段长时期中,中美贸易与当年的日美贸易有显著不同之处。从经济上看,当年日本对美出口中许多是日本大企业组织的出口,像电器汽车等。而今天中国对美出口,绝大多数还是中国众多贸易加工厂为美超市百货公司提供的普及性物品,不少还是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11月遭受冲击的三种纺织品明显具有这个特点。这个新特点,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方对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的制约。因为制裁中国对美出口,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利益,而且也会影响部分生产者和营销者的利益。由于这个因素,美方在对像中国这样的出口国实行贸易制裁时,需要小心谨慎地考虑到不要伤害到国内企业的利益。目前中美贸易往来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已经形成,而跟当年日美贸易的结构有很大不同。这恐怕决定了,尽管中美双边政治关系不同于当年日美双边政治关系,但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会使中美双边贸易总体上保持继续发展势头。
        许多观察者已经指出,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呈现出快速的产品多样化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但总的说,中国对美出口主要还是消费品,是普通公众日常消费活动中天天要碰见的东西。这个特点,使中美贸易关系成为一件特别引人瞩目的事情,其媒介效应特别强烈。
        对中美贸易总体发展趋势的乐观看法并不意味着认为贸易摩擦问题不重要。贸易摩擦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一个非常低效率的活动,它导致大量的政治和行政资源被浪费,人们的精力耗费在一些最后看来是无谓的问题上。贸易摩擦还会给企业生产和销售带来不确定性,而对前景的无把握或低度把握都不利于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
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应该尽可能的创造一些条件、做出一些努力来避免和减少贸易摩擦。很明显,在中美双边往来中,美方是需要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一方。
        从中国企业界的角度看,针对一些领域中贸易摩擦可能频繁出现的情况,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的。首先,所有企业,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销售能力,都应该尽可能做到使自己产品的市场多样化,不要局限于一个市场。立志要开发北美市场的企业,应该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思路,“见机行事、小打小闹”的方式不应成为对美贸易主流。
        第二,凡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还应当考虑努力使自己的加工环节国际化,争取在“原产地”标签上得到一定的灵活性。当今国际贸易的一个新特点是“原产地”标签的重要性。一个出口企业,死死地守住一个“原产地”标签,难免不遇到新问题(想象今天和明天的世界中会有多少个“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出台,它们无一例外地都会涉及对“原产地”规则的运用)。
        第三,有长远目光的企业应该争取条件提升自己加工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不要把目光停留在低价值产品上。低价值产品是许多企业起步时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一旦有条件,企业就应该积极努力,设法提升自己的价值定位。低价值产品从自身市场和贸易政策两方面来看都具有强烈不稳定性。以这次美方制裁中国三种纺织品而言。按美纺织界统计,2003年1至9月,中国对美出口睡袍增长了140%,棉制胸罩增长了53%,针织品增长了39%。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很不常见。它背后的情况很可能是,某个销售渠道、销售网络打开了,大家蜂拥而上。这种异常的高增长,当然可能激化矛盾。更好的做法应该是,让我们的出口有一个行业上的自我调节和预见能力。一个贸易新机会出现时,大家不必蜂拥而上,井井有条地安排出口,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安排。这种安排,并不是说要由某个政府机构来发布命令,而是说要通过某种能发挥行业协会功能的组织。这种功能的发挥,会减少“大上、狂上”,促进有节奏、有 自我约束的发展,是使长远利益极大化的战略。
        不用说,从长远看,中国有希望成为国际社会中自由贸易原则的新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可为中国所联合的国际力量是许许多多的。
 
 
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