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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
作者:郭树清    发布:2005-01-06    阅读:896次   
    中国经济现代化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现在,真正能够看到“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希望。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提供了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步推进的机会,而且我国已经跨跃了经济起飞的基础时期。

 经济现代化的推进,取决于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其中既包括那些传统上的重要经济变量,也包括那些过去被视为非经济变量的因素。后者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却常常被我们所低估。考虑到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和实际中的薄弱环节,现阶段可能需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

  教育在人类步入工业文明以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变量。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发展潜力更是完全取决于教育。一方面,产品和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几乎可以看作是教育体系的竞争。另一方面,教育也决定着就业,影响着社会保障和财政预算,没有受到过应有教育因而不能就业的人群,必然成为长期性的社会负担。所以,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资源开发。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教育支出都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结构也有很大改善。但是,与现代化事业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需要相比,与经济可支撑的能力相比,我国的教育仍然是落后的,不适应的。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教育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进步。各级在校学生数从1978年到1997年,长达二十年内竟然处于下降和恢复状态。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增长,2000年底达到约2.19亿,比1978年多了600多万,但是同期总人口增长了3亿多。从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看,1978-2000年,大学生从8.9人增至46人,中学生由690人降至661人,小学生由1519人降至1028人。同期,在校学生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22.2%降至17.4%。

  去年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普九”,但是义务教育的实际状况并不乐观。除一些地方虚报浮夸外,“普九”在地区之间很不平衡。西部省区的初中入学率(在校学生数与适龄人口数之比)差距还很大,东部中部省区的一些地县要巩固已达到的水平也有相当的难度。高中阶段教育从许多方面看也很不理想,就入学率而言,估计还没有恢复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最高水平。大学最近几年发展很快,但是入学率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国际上早在1993年,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是23%,高收入国家是53%。固然不能把高等教育入学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绝对化,但是现代化程度高的经济体,无一不是大学普及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对知识和技术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科技进步完全以教育为支撑。因此,加快教育发展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全党、全国要在发展教育问题上形成高度共识,竭尽全力,分秒必争。要把教育当作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点,把教育现代化放在各方面现代化的首位。

  普及义务教育应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位职能,考核地方主要行政官员的政绩,首先要看其所在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情况。中央和地方财政要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对于自身财力薄弱的落后地区,中央财政必须通过转移支付补足差额。农村工作,扶贫工作,移民搬迁,贯彻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基本国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等,都要与发展教育统筹兼顾、协调配合、互相促进。这样可以节约资金,优化资源配置,更快、更普遍地收到效果。

  按照经济发展和就业结构变化,抓紧调整非义务教育结构。加快发展普通高中和大学,发展大专级的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就业市场情况,适当减少职业高中和中专。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设立了许多中等专业学校,现在大都处境困难,除少数可以维持原状外,特别好的可以升级为大专,其他则可以转作普通高中。城市应普及大专,小城镇应普及高中。这完全有条件做到,一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终身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教育,在家庭储蓄动机中,子女教育名列前茅。因此,高中和大学阶段教育需求非常旺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改善供给的问题。

  要改变目前的应试教育模式,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培养创造型人才。以被动接受知识灌输为特征的传统教育方式,不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而且往往会从根本上损害学生的创新能力,其影响之广泛和久远,令人难以想象。例如,过去二十多年出国留学的各级各类学生,在外国的学校里,普遍考试成绩优秀,毕业后就业似乎也较为容易,但是科研创新方面出类拔萃者很少。陈旧僵化教育方式的改变,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学校、教师、家长、学生都要更新观念,这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关系民族危亡的革命。

  需要进一步支持、鼓励、规范和引导社会办学。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筹资方式。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必须以国家办学为主,同时也允许经评估审查合格的社会办学。非义务教育,则应鼓励多种办学,自主办学。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国家不花钱或少花钱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得到很大的发展。国外一些较为成功的大学和学院,许多是私立学校,但所谓私立学校也不是一两个人所有的学校,而是社会上企业、事业单位联合支持或赞助的学校。即使是公立学校也不是单纯靠国家拨款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而应当有多种资金来源。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对外开放。在充分考虑教育自身特点的前提下,应当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我们对出国留学在政策上是支持的、鼓励的,而对于外国的机构来华办学这种“国内留学”的方式却是顾虑重重。其实,只要有政策、有法律,又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允许外来的机构办学或中外合作办学就不会出大的偏差。加入世贸以后,带有盈利性的教育服务市场可能逐步要被迫开放。但是,从我国自身的根本利益考虑,教育开放的领域应当更宽一些,时间应当更快一些。目前,应首先允许国外机构、团体与国内有关方面合作,创办各种类型的大学和高中等专业学校、职业学校。

  从社会政治的层面上来看,教育不仅是手段,其本身就是目的。教育对人的平等、对社会的安全和公正无疑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最主要的前提条件。

  二、文化

  文化是制约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决定性因素。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发展。科技是生产力,管理是生产力,文化也是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历来把经济活动分为两个方面,生产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种生产,消费也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两种消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都非常重视。我们党的路线也早已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相互依赖,不可分割。任何物质产品都要满足消费者一定的物质需要,同时它也往往需要在不同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比如,家用消费品设计,通常不仅要有技术品质,还要有文化蕴涵,如产品的形状、款式、包装,等等。同一种产品,质量和性能都一样,很可能就因为款式或包装不同,价格和销售会形成很大的差距。同样地,精神产品的存在也离不开物质产品,任何精神产品都必然或直接或间接地以一定形式的物质产品作为依托和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两种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密不可分,但精神产品的地位和比重一直在持续上升。特别是当服务业成为经济的主体后,作为物质性活动的经济本身发生了质的飞跃。今天,在发达国家,消费支出占了总需求的绝大比重,其中娱乐和休闲支出又占个人消费支出的60%以上。

  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都在走向国际化。全球化是现在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但是全球化并非始于今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就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共产党宣言》写道: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产品。可见,在欧美工业化时代,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不仅密不可分,而且已经跨跃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凡是比较发达的经济体系,必然是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生产都比较发达,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正象第三产业比重高是一国经济发达的表现一样,与精神生产和消费相关的经济规模往往也是衡量一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市场经济国家,文化早已成为庞大的产业,有许多经济活动与精神产品的生产相关。第一类是直接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产业,除了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科学、教育、艺术外,还包括电影、电视、广播、音乐、戏剧、娱乐、报刊、出版等。第二类是提供与之相关的物质载体的产业,如造纸、印刷、音像、电器、信息等。第三类是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产业,如旅游业、部分建筑装饰业、高档服装业和饮食业等。离开了文化,这些行业就很难有大的发展。法国是每年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它国土面积最大,自然风光最有特色,也不是因为它交通最便利,而是因为它拥有第一流的博物馆、歌剧院,遍地都是保护得极好的名胜古迹。没有文化的优势,法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第四类是文化起决定作用的中介服务业,如广告业、会展业、翻译业等等。上述产业虽然与文化的密切程度不同,但共同点是,经济越发展,它们就越发达,同时它们对文化的依赖性也越强。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不足,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科技,一个就是文化。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是要提高产品的科技和文化含量,全面发展和繁荣与精神产品相关的产业,特别是各种服务业。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物质产品的消费比重会越来越低,而与文化相关的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比重会越来越高。我们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一般的物质产品的供应相对说来已经饱和,但适应市场需求的精神产品的供应却非常匮乏。如果不考虑这方面的需求,不根据精神需要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扩大内需的政策就难以落到实处,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文化不仅对于扩大内需,而且对于扩大出口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例如,许多物质产品只要改进包装,做好广告就可能获得巨大的销售增长。此外,多样化的文化及相关产品的国际交流,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世界上使用中文的人口超过了讲英语的人口,以继承发展中华文化为特色的多种精神产品完全可以形成全球性的产业。

  广义的文化范畴,包括了思想观念、道德、哲学、宗教等等,其中也有许多方面与经济活动直接相关。例如,我们常说的企业文化、管理文化、市场文化、法制文化,等等。迄今为止,除特殊行业外,中国的工商企业还没有世界级的大公司,这是我们经济体系的一个薄弱之处。不论是国有的、集体的、私营的,还是合伙的、股份制的,往往是一大就乱,强了几年很快就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固然有体制的、经验的等等问题,但是更有这种广义文化的影响。

  “三个代表”之一,就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强大的、健康向上的、丰富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江泽民总书记“七一”讲话全面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我们必须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

  当前迫切的任务是要研究解决怎样与群众需求、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事业的问题。不能把文化和经济割裂开来,文化不只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对经济发展有巨大促进作用。尽管文化生产有自身规律,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物质产品的生产方式。但是,精神产品生产也有与物质产品生产相一致的地方,存在着需要共同遵循的规律。例如,都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绝对不能把所有文化事业都纳入商业化运作,但是另一方面,各种精神产品,尤其是大众文化必须要适应市场需求。不用新的方式、新的方法发展文化,精神产品生产就会脱离物质基础,就会脱离时代要求,就会脱离群众需要。这样的文化不仅不能保证先进性,而且还由于不能为群众和市场所接受,从而成为缺乏生命力的,更没有任何国际竞争力的文化。

  精神产品的生产需要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不得半点行政命令和指标。连自己都感动不了的作品,不可能感动别人;仅只是少数人欣赏的作品,即使获得过几次大奖,也不可能有多少观众或听众。我们现在的文化界如同科技界一样,每年都有许多新的成果出来,但是很多都停留在发表、评比层次上,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由于我们自己民族的、大众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产品很少,所以现在文化市场上遍地都是舶来品,加上互联网的出现,外国文化的冲击更为严重。如果我们不能生产或创造群众喜闻乐见的、市场接受的文化,最终就会陷于被动,就会出现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完全丧失自己的思想文化阵地。

  三、投融资机制

  我国总储蓄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却处于落后国家的水平。这造成了巨额社会资金的闲置和浪费,不仅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阻碍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且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投资效益差、不良贷款多、股市炒作严重,与企业筹资难、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融资渠道少同时并存,甚至互为条件。目前我国储蓄资金的绝大部分仍然是通过银行和财政来转化和配置,但是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这种格局是极不合理的。加之,现行的银行和财政内部机制又存在着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矛盾和困难就更加突出。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减少不良资产和支持经济发展从而增加各种贷款的两难境地,来回反复,无法自拔。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采取系统的、配套的措施。

  首先,必须下决心对投资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一是简化、下放和取消现行的投资审批。竞争性行业完全实行登记备案制,不再搞事先的行政审批,但对于参与重复建设项目并造成不良后果的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要追究有关领导人和经营者的责任;交通、能源、水利和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国家已有“十五”计划,相关部门只须据以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原则上应由地方根据已批准的城市发展规划负责实施。二是要将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区分为经营性的、半经营性的和非经营性的三类。政府主要承担完全不能市场化的即非经营性的项目,其他的都应该采取企业化或半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方式。三是进一步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除极个别的特殊领域之外,都要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实行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资格审查和招标投标。

  其次,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较为迅速,但是债券市场却成为“短腿”。在债券市场方面,国债在最近几年达到一定规模,公司债市场十分弱小,市政债或机构债市场则还没有起步。四大资本市场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基本相同的,公司债和市政债的发展如果说不比股票、国债更容易、更基础的话,至少也不比后者更复杂、更尖端。因此,在规范发展股票市场的同时,应鼓励发展债券市场,扩大公司债、机构债的发行规模,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发展债券市场将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有利于实现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更好地促进投资增长,从而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二是有利于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和银行体系的改革调整。发达的债券市场可以与股票市场形成互相制约,并为股票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提供基础,同时减轻银行贷款的压力,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透明度。三是有利于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减少各方面对财政的依赖,同时使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与银行及股票投资者一样,对投融资活动承担一定的风险。有更多的责任主体和监控主体,提高融资活动在社会公众面前的透明度,肯定会提高投资的效益。四是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均衡发展,为居民个人开辟新的投资渠道,也有利于增加引进国外资金的形式,扩大对外开放。

  与此同时,还要继续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基础设施、可经营的公益事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股募集资金,发展风险投资基金,适时推出创业板市场。

  第三,统筹协调,加快国有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也必须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转换机制,采取股份制形式必不可免,同时要开拓新的信贷市场,调整业务结构。政府必须支持它们改进内部管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卸下历史包袱。农村信用社应当区分情况,有的可以改组为区域性的商业银行,有的则改组为真正的合作制或合伙制,有的地方甚至应当允许并积极引导私营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只要加强监管,禁止关联交易,严肃处理违法违规行为,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吸收存款和信贷的机构有助于改善市场环境,满足不同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金融服务需要,并不会造成风险。中国两百多年前就开始兴起的钱庄和票号因有严格的约束机制,曾经十分兴盛,而且有许多防范风险的创造。这是值得借鉴的。此外,改革现有金融体系,必须正视并处理历史遗留的不良贷款问题。只要真正推进改革,付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否则包袱会越来越大。

  第四,积极地有步骤地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尽管国外金融服务机构进入后,会带来许多震荡,但是,不开放就永远也不会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培育金融市场,改革银行体系都可以从扩大开放中获得无穷的好处。允许外资金融企业及相关的中介机构及早地全面地参与到我国资本市场、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发展进程,会有助于我们少走弯路,更快适应国际市场环境,完善法治管理。因此,要积极鼓励外资更多地介入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促进改制、重组和上市,提高其经营管理能力。研究建立中外合资合作的投资基金、投资公司以及西部开发银行等利用外资的新形式,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科技、教育、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入。

  四、城市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好的问题。可以肯定,未来经济发展中,农业和工业的技术水平会不断提高,但其增加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会不断下降,就业的结构也必然会跟随生产的结构发生变化。第一、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不仅会相对地而且会绝对地下降,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只能依靠第三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决于城市化进程。

  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化发展要滞后于工业化。目前,统计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36%,有一半左右的就业人口在农村。但是在农村的劳动力绝大部分只是季节性地从事农业生产,其他时间则从事工商劳动。如果按实际的劳动时间在不同产业上的分布来折算,那么目前完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可能只有20%左右。这说明,经济的工业化或非农化的动力已非常强大,由于受到种种制度环境的束缚,城市化的实际进程有所变形。目前被称为农村经济的产出中事实上绝大部分并不来自于种植业和养殖业,沿海省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在城市的就业者中已有大量的身份仍然被看作是“农民”的劳动者。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全国大城市的“产业工人”中,平均已有20%左右是户口在农村的劳动者。

  如何协调有序地发展现代城市经济,是中国未来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挑战。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各级各部门都比较熟悉工业、农业,但对于综合的有机的城市经济整体却研究不够,了解不多,加之“大跃进”时城市扩张过猛的不良后果,所以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化的态度不够主动。在实际过程中,农村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一种较为盲目、自发的状态。乡镇工业“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开发区一哄而起,一哄而下,“形象工程”,乱建乱拆非常普遍,损失、浪费世所罕见。相反,生态问题、土地问题、环保问题、产业布局问题、交通问题、城乡协调问题、进城农民的身份和管理问题,以及人口加大流动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的关注不够,可行的结论和办法更少。

  城市化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偏差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我国经济直到建国前夕,仍然是封建的小生产方式占主体地位,小农意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根深蒂固。建国后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第三产业。之后,由于要“备战、备荒”,实施“三线”建设,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工厂建设分散化”的指导思想。同时,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城市人口是消费人口,是国家的包袱。改革开放后,城市化的建设明显加快,但是由于存在着思想上、制度上的种种障碍,这个进程反复曲折,出现许多扭曲现象。即使是在已经获得极大扩张的城市里,现代城市文化薄弱,城市管理方式十分落后。相反,许多事例表明,我们往往把城市当作一个更大的农村来对待。

  城市化是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立足点的具体依据。城市化会对基础设施、建筑业和服务业产生巨大而持久的需求,这将是今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泉。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最主要途径。然而,不能就产业论产业,在现有的城乡分隔格局下,在城市化极不顺畅的情况下,这种结构调整和就业战略的落实就会大打折扣。目前,农民收入增长部分的80%已经来自于非农收入,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外出打工收入。因此,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转变为非农民。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与解决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是高度相关的,从本质上说,甚至就是一回事。我们每年都召开专门的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但是很少召开专门研究城市经济发展的会议。这两种会议都是需要的,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会议可能更需要。

  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立法,从基础设施到环境保护,从普及教育到鼓励科技,从提供企业所需的服务到构筑新的社区组织和管理体制,等等,我们目前的不足和空白之处实在太多。这需要政府作为头等大事,及早地、系统地列入议事日程。当前迫切需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发展战略,可能的正确方针应当是大中小城市和各种规模的城镇并举,因地制宜,在有条件的地区进一步促进特大城市的发展,要特别重视城市圈、城市带的规划和协调。二是认真搞清楚非农产业的实际状况,重新界定城镇和农村,把非农就业占主体的县、乡、村,及时改变为按城镇管理。三是重新检讨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按照客观的符合市场发展趋向,符合人流物流要求的方针,修订城镇发展计划,调整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分布。四是改革户籍制度与淡化户籍影响双管齐下,取消对进城农民的各种歧视,采取促进融合,不断消除城乡差别的方针。五是针对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城乡政策性差异巨大的领域所存在的矛盾,抓紧研究并出台能够促进平稳过渡,平滑衔接的办法。例如,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要留出能够让进城农民随时随地转入的接口,既不增加国家的额外负担,又使每个人得到公正待遇。六是加快培育城市文化和城市管理方面的人才。例如,综合性大学应当借鉴国外的经验,普遍设立城市规划和房屋系。

  五、社会组织

  随着经济的变更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深刻的变革。人们的利益和需求日益多样化,这些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必然会寻求表达,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就会应运而生并不断调整重构。社会组织的相当大一部分就是经济活动主体,其他非经济组织对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社会组织问题处理好了,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处理不好,则会成为制约和威胁经济发展的障碍。不论是职业的、行业的,还是地域的、宗教的,甚至仅是业余爱好类的社团组织,我们都应该非常重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组织将会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还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为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及各种非盈利的社团、学会、协会等等社会中介组织。

  过去城市里的地域性社区,是以工作单位为主管理的家属大院或宿舍楼,街道居民委员会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人们居住趋于分散,保留老的地域性社区组织形式已经不可能了。农村不搞公社后,行政村、自然村也不可能再按过去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来组织。这些年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对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的地域性社区怎么管理、怎么组织,采取什么结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

  应对挑战的关键是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变更的必然性。顽固地死守以往的社会组织形式不变,只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过去的社会组织大都是行政性的、纵向的,属于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和控制体系。随着市场发展,行政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在许多领域的作用逐渐淡化,管理效果也越来越差。比如城市里对交通的管理,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包括对无证摊贩、街头艺人和乞丐等等的管理,行政办法的作用都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必须引进新的方式、新的办法。发展多样化、网络化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组织体系,并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全面贯彻民主和法制,形成协调和自律的机制,从基础上保证经济发展有一个稳定、安全、不断进步的社会环境。

  如果不能建立适应形势发展的新型社会组织体系,就会造成社会失范,国家法律、法规就没有办法去落实,带来一系列矛盾和冲突。而且,如果现在不用健康的、积极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很多空白点,最后就会有其他自发的,甚至是隐蔽的非法的组织逐渐形成,这就有可能对社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如大批工人下岗。这些下岗工人中,有的要再就业,有的要寻找集体归宿感,有的只是要找到一个能够倾诉自己心声的场所。有些地方、有些时候,老的社会组织体系已经瓦解,而新的组织体系又没有建立起来,这些人找不到归宿,内心的矛盾不能宣泄,处于十分迷茫的状态。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在职人员心理和精神压力也很大,也需要及时疏通。如果没有人们认可的组织,这些社会情绪就会得不到正确引导。法轮功组织的出现,可能就与此不无关系。

  总之,在社会组织问题上,应当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方针。一是适应形势,加快原有组织的改革;二是鼓励新的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使所有正常的合法的利益和诉求都能找到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形式;三是加强引导,把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纳入民主和法制的轨道;四是处理好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使其成为调节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渠道和场所,增强社会的活力和稳定性。

  六、公务员队伍的现代化

  政府的高效率对我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政府行政干预将会越来越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管理经济的作用不再重要。恰恰相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建立初期,经济缺乏规范和法制的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更加重要。政府部门公平、高效的依法行政,对经济运行有重大影响。只有整个公务员队伍都能够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才能保证政府达到目标。

  首先,公务员的思想素质要现代化。公务员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为国家服务,忠于职守的观念。公务员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公务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在治理国家方面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公务员要遵纪守法,带头执法,依法行政。

  其次,公务员的业务素质要现代化。公务员的文化程度一般应当达到大专以上的水平,要受过专门的业务培训,并经常根据工作情况,不断得到新的研修机会。除专门的行政学院之外,其他大学也要成为公务员的培训基地。

  第三,公务员的工作方式要现代化。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必须提高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水平。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反馈,固然要靠公务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但是不能主要依赖零星的、随意性很大的调研来把握信息,而要靠科学的、制度的、专门的系统和管道。另外,今后要尽量减少“现场办公”式的工作办法。

  第四,公务员的管理制度要现代化。公务员的录用、考试、考核、升迁和辞退方面要进一步制度化、科学化。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前提下,改进干部管理方法。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标准的考核和晋升制度,做到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吸引高质量的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对现有公务员要定期考评,轮流培训,不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能力,对那些不合格或业绩平庸的人要辞退和分流。积极推行公开选拔、竞争录用等措施,完善交流、轮岗和回避制度。

  第五,必须建立有效的自律、内控和监督体系。公务员绝不能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必须在公务员和与其工作相关的商品、金融、就业、土地等市场之间筑起防火墙。公务员必须严守国家经济秘密,同时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引起不公平的方式披露需要公布的经济信息。对违法乱纪的公务员要及时给予惩处。

  第六,提高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清正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是提高行政执法权威和效率的基本保证。建立这样一支队伍,除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录用和竞争制度外,政府还要支付其足够、合理的报酬。公务员的工资不应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很多,但也不能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过低容易衍生腐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方面的教训。

  中国的公务员工资过低问题,主要是一个计划经济遗留的实物分配、过度福利和隐性收支问题。例如,住房、医疗、养老、疾病等等保障性支出,公务交通、电信、会议、差旅等办公费用增长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及速度都是十分惊人的,其中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影响作用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工资待遇过低。显然,出路在于从实物分配转为货币分配。公务员收入尽管不可能百分之百地货币化,但也要基本货币化。据估计,在目前政府支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仅只是压缩减少不必要的办公费用,就可以成倍地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将暗补转为明补,可相应增加个人的主动性和支配权,同时也有利于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并从根本上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这样做对个人、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此外,还要参考国外的经验,根据我国国情,科学地确定政府机构组织体系,大力推行机构改革,把政府公务员与国有企业和公共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区分开来,实行不同的工资福利制度。有些政府机构,例如外交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因其工作条件和环境的特殊性,需要采取特殊的管理系列和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这也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

  只有做到上述诸条,才能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勤政、廉洁、稳定、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