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目睹农村现状，特别是农民负担过重，“三乱”严重，深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及其深层次危机，对三农问题虽不说寝食难安，倒也是百般关注、十分投入。对农地制度改革、三农问题的实质等作过一些力所能及、却显粗浅的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占有资料的增多，特别是对各级政府现实反映的观察，不觉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点悻悻然。一方面，看出自己所作的所谓皓首穷经的努力，其实只是一些愚枉的想当然，另一方面，也看到，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此巨大，甚至整个研究界所作的纷纷扰扰的、声势夺人的探究和争鸣，其实到头来也成了搁浅在沙滩上小鱼的徒劳蹦哒。偶尔还会想想这类问题，有时候脑子里也清晰如缕、似有腹中锦绣行将铺陈而出，到拿起笔时，却混沌一片、似有心魔入怀无法把握而颓然丧气，陷入对三农困局的迷思。

    1、农业税费的取消是三农的春天，还是黎明前的曙光？对于当前的三农形势，我们是应该欢欣鼓舞，还是该谨慎乐观？农村社会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是否已经形成？内生力是不是在逐步增强？只有对形势的准确预估，才能支撑今后对三农工作的理性研究和有效推进。

    在绝大部分地区，农业税已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前免除。凭心而论，农民是得到了小恩小惠的，但意义仅此而已，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变化，农村的形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农业的前景也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乐观的预期。基层干部对今年农民增收幅度做出高度评价的同时，总结出的“根本经验”，竟是一句“天帮忙，政策好，粮涨价”。“三字经”中折射出的，是对新一年农民增收前景的无法把握和预期。

    “天帮忙”，说明农业望天收、农民靠天吃饭，在农民增收的各类因子中，仍然列在第一位。而“政策好”，所说的政策可分为两块：一块是良种、农机等的直补，去年补了，今年还补，是一锤子买卖的实惠，第一年补贴成为增收因子，第二年再补只能填平上年的基数，基本没有什么后续空间和效应，指望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大补贴力度，空间已经很小；另一块是免税，这只是对农民的减负，并未给农民增收，更谈不上是农民2005年的政策空间。

    跟不少农口负责人交流时，他们对新一年农民继续保持收入的快速增长，缺乏底气、没有信心。就谈农民增收实绩令人欢欣鼓舞的2004年，要是剔除政策性增收，农民增收大体仍然是自然增长，与过去年均4%左右的增长相比，并无多大改观。在中央如此重视的情况下，在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财政作出巨大扶持后，农村社会自我发展的内生力尚且如此，可见形势并不乐观。

    由此，新一年农民增收只剩一途——“粮涨价”了，但粮涨价的空间究竟还有多大，甚至，又有谁能保证粮食不会再掉下来？

    除了粮涨价，农民增收最可靠的，仍然得靠自己的打拼和挣命。在不公平的政策架构和现行社会体制下，农民的这种逆来顺受的、与命运的抗争，颇具悲剧色彩！这是中国农民的宿命吗？再多的被剥夺后，换回来的，除了免了点税，他们仍然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弱势一方，他们仍然是二等公民，他们仍要居住在各类公共产品提供都只有城市零头的农村。这也难怪了，社会上一些浅薄的人在鄙视别人时会骂一句“你就是一农民！”

    输血式的支农，不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唯有增强农村社会的自我造血功能，才是三农难题破解的唯一出路。授之以鱼当行， 授之以渔的工作更是必行，然而，授之以渔的工作还没有正式启动。可见，“三农”问题的解决，前途未卜、道路坎坷、任重道远。

    2、三农问题中的农民收入问题是政策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始终不解决，导致了政策构架的不适应和政策措施的低效化甚至失灵；还是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构架上长期无所作为，导致了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堆积？当病因的争论仍然泛嚣尘上的时候，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显得都是舍本趋末。

    “结构论”者认为，当前国家的农村政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之所以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甚至相对下降，与国家政策无涉。支撑他们观点的依据是这样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衡量一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恩格儿系数是下降的，恩格儿系数下降，农业份额占国民经济总额的比重下降。因此，只要农民不能从农业中大规模转移出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农民相对贫困是必然趋势。而对一个有9亿农民的大国，农民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出来，至少需要数十年时间。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农民收入的增幅下降是由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决定的，是一个典型的结构问题。

    “制度论”者认为，当前造成农民收入增长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存在根本性性问题，没有真正将农民放活，农业放开，没有逐步把农民培养、扶持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没有使农民享有应有的公民平等权，对农民没有最基本的信任和理解，总认为农村一放就乱，农民一放就成为流民、暴民，总把农村社会作为这个社会发展中最可依赖的缓冲底线和危机转嫁对象。如果政府这种执政心态不调整，或口是心非地调整，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将遥遥无期。

    “制度论”者的一般思路为：
——近期，必须致力于鼓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致富农民、培训农民，使农民更深地介入社会、熟悉经济，尽早成为适应社会、熟悉市场的新一代农民。
    必须健全政策制度，鼓励农村土地流转，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而非各地媒体争相报道的，由于政策好，大批农民返乡种粮了。
    必须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个体私营经济，有计划地扩大工业规模、提升产业素质，增强工业经济对农民就业的吸纳能力，特别是市级以下工业集中区对农民就近就业的吸纳能力。
    必须大力发展城乡服务业，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完善城乡服务业规划和布局，加大服务业对有一定技能农民的吸纳。
    必须加大对农村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投入，在政府主导投入方面，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指交通、电力、水利等，这样做不仅改善了农村投资环境、生活环境，而且可以缩短农村和城市的时空距离，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向农村的有效转移；要加大农村的社会事业投入，主要指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保障的投入，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差距；要增加农业信贷，设立定向用于农民的农业风险基金和产业发展基金，扶持农业及相关农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从长期看，必须他们认为在市加强制度体系的配套研究和出台，从思想上将农民当作市场主体，让农民有充分的自由和完整的土地产权，还农民平等的公民权，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平等地给农民提供与市民同等水平、层次的公共产品。其核心是让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寻找增加收入、改善自身处境的办法，建立农村社会和农民自主发展的内生机制。

    反观“结构论”者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他们认为，从结构方面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国家的有些具体政策可能不利于农民增收，就应该研究改进，某些具体制度也对农民不公平，也可以考虑修正。但一定要防止那些一好政策就灵，一好制度就灵的想当然，拒绝大理论和大话语，多进行农村调查，切实进入到中国实际和中国农村研究的实际，在具体政策和制度上展开讨论，否则，我们那些喜欢信口开河的经济学家就不是建设地而是破坏性地做事。他们看似在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增收出主意，实际上是在塞自己的私货，不仅无法让农民在短期增加收入，而且会让农民失去长期的基本生存保障。

    不难看出，“结构论”者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多，而且有限的提法，也回归于目前政府所作的、政策的小修小补。研究中采取的办法是只破不立，不仅不承认“制度论”者的观点，而且大加毁贬，但自身又提不出新的路数。但是，现实的状况是，“结构论”在政府实用领域是有市场的。可以合理推测，当权阶层意识形态的潜意识里，“三农问题”其实还没有急迫到非立即解决不可的地步，在他们的“大局观”里，伤筋动骨的、需要支付巨大改革成本的、农村社会的综合改革是可以缓一缓的。悲观地看，农民作为弱者的地位，可能还要保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充当这个社会进步最稳妥、最耐受的基石，农民的使命尚未完成。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发布了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解决三农问题，其核心问题其实就是有计划、有步骤、有政策、有扶持地减少农民，通过政策设计、制度构架，放宽城市准许条件，降低城市准入门槛，并通过完善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建立稳健的推进机制，逐步地、有效率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而公民化，是需要大量的社会成本的，而且成本之巨大是各级政府财力暂所无法承受的，必须多途径筹措，而农民安身立命的土地，将成为成本转化过程中最可运作的资源与资本。

    “结构论”必然带来对迅速加大力度、谋求解放三农难题的消极观和无为思想，而“制度论”必然涉及对传统农村社会制度和政策构架的挑战和冲击。

    许多事情的发展方向，其实许多人都很清楚。千万不要把领导当弱智，我从不怀疑从政者的智商。所处立场的不同，最终会决定其决策的基本走向。也许三农研究者们真的对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谐社会”的理性反思，并不意味着，立即可以改变所有地方、所有主政者近年来日益趋同的政绩观和价值观。

    3、三农问题是从微观的修补开始，最终达成量变，还是先从宏观构架的研究开始，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推进步骤，瞄准一个理性的、多方认同的、为其他国家实践所证实的方向走下去？

    当研究者们还为上述话题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其实政府操作层面上的选择已经很明显。从操作层面，中央政府已经着手开始了修补工作。

    不知道可不可以作以下类比，村镇建设是应该先有规划再建设，还是先建再补充规划，或是直接先建了事？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现实的状况是，中国的村镇建设十分无序，基本没有什么规划可言，到目前为止，沿路建设还屡禁不绝。也许会有人这么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规划应该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话虽这么说，但近年来的大拆大建，其实就是在支付过去无序建设的成本，这些成本是痛心和惊人的！

    同理，农村社会的综合改革，是一个工程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推进绝非一日之功。如果没有一个高效、严密的组织协调体系，如果没有一套多方论证、科学可行的实施规划和操作规程，想不走弯路或少走弯路地把三农带向成功的彼岸，似乎有点痴人说梦。

    政府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路线图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没有，盲人摸象式的外科手术、刻舟求剑式的处事方式，最终伤害的，不仅是“冤大头”——农民，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事业！

    4、三农问题的理论研究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与各级政府决策的严重脱节，是政府的不为所动，还是我们的研究成  果真的是纸上谈兵，抑或鸡零狗碎而无法操作、无实践意义？

    三农问题的求解，难道真的有如迷宫，谁栽进去就注定被蒙上双眼，走不出那个黑森林一样的困局？寻找走出迷宫的路线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寻出的“方子”几乎都不尽相同。

    有的要推进村民自治，有的要实现科技兴农，有的要无为而治，有的要转移农村劳动力，有的要推进农村市场化，有的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投入……尽管大家枪来剑往，争得颇为热闹，其实，其中许多方案并不相排斥，而应当是相互补充的。所缺少的，只是相互间的换位思考与包容，只是应有的归并、整合与协调。

    能够承担起整合与协调责任的，应该还是有强制力的党政有权部门。往上溯，应该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农业部，往下查，应该是各级党委的农村工作办公室和农业厅（局）。如果这些部门真正承担起牵头与协调职能，整个研究和推进体系势必纲举目张，从无序走向规范，从低效走向集约，从内讧走向整饬。

    当然，三农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学者们，在相互的沟通，以及与政府沟通上，在内部研究机制的协调上，自身能够做的，是不是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也是个值得反思的问题。许多时候，政府的决策还是基于基层的呼声的，学术界有鼓与呼上，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有自己的话语权和言说工具，关键是，学术界有希望政府出面整合协调的主观愿望吗？是否有这种愿望，应该是区别“假道学”和“真学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假道学”是伪善的，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与对农民的体认感，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只是做著作等身、道德高标的巨人。相反，“真学者”是务实的，是想解决实际问题的，是真正忧国忧民的，是在内心深处为农民描绘着光明前程的。

    在理论研究与现实决策、实际操作的脱节问题上，政府和研究领域都应承担责任，而“顾全大局”往往成为政府部门敷衍农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责任更不可推卸，决策者可能还没有真正看清三农问题背后的重大社会危机和深层次隐忧。

    真正的以人为本，不是靠空喊口号喊出来的。构建和谐社会，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农民始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如果哲学领域不能与时俱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广大基层农民全方位的利益诉求相配匹，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政治纲领和取信农民的利益代表机制来凝聚党心、民心，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在农民民主意识的潜滋暗长里，必定会变得越来越脆弱、直至岌岌可危。防患于未然，永远比扶大厦之将倾来得更明智、更可行、更理性。

    5、三农工作是不是真的只有由中央政府统一构建工作框架，进而能够包治百病地在全国推行一个标准一个模式一套方法一套做法？像安徽凤阳分田到户那样的实践，这些年为什么出不了什么新的东西？是不是应该归咎于我们的框框条条设置得太多，已经让基层动不起手脚？还是基层领导者们根本没有心事用于这样的创新与突破？

    三农工作在全国各省区甚至各县区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甚至截然不同的，中央在工作部署和政策设计时，是不是尊重了事物发展的规律，给下层级政府留下了足够的自主空间？
    我们是不是应该大张旗鼓地提出，在部分地区，可以允许进行一些大胆的、甚至是没有定性领域的尝试？

    事实上，基层的创新、创举长期以来是层出不穷的，为什么近10年来农村的改革没有一项革命性的新生事物诞生？这不能不引起反思。现在，在农村基层，像当年李昌平一样心系群众、思考问题的干部现在究竟还有多少？为什么现在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日益下降，就连反腐力度加大，喊出以人为本口号，把三农当着重中之重的近两年，农村干群关系并未因此而得到有效改善，甚至有继续恶化的倾向？

    是不是我们的干部一夜之间真的都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坏蛋？我看情况不是这样的，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绩考核体系越来越偏重于经济领域，干部的政绩意识被经济的指挥棒引向了招商引资、园区建设、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等热点部位。在那些容易出成绩、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到处活跃着各级干部。

    而农村工作，显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你再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绩。好的干部调出了农口，充实到了招商引资等热点工作的一线，留下的干部，都是善于解决矛盾型的，也就是，谁善于摆平农民，谁就来做农村工作。农村工作在前些年变成了催耕催种催粮催钱也就再正常不过了。而近年来，投向农村的资金量加大后，部分资金成了村组干部的工资，部分资金用于搞丰产方等形象工程，而相当大的部分资金则用于向上争取资金的过程中。

    农口不是出政绩的部位，农口干部不是搞农村工作特别不是引导农村经济工作的能手，我们又怎能苛求农村干部能够敢闯、敢试、敢冒，以至创造出可以面上推广的经验？

    一方面，上级党政机关并没有赋予地方党政在农村社会改革发展中的创新权限，也没有留下太多的探索空间；另一方面，农村干部也不具备这方面的热情和能力，两相结合，多年来农村基层没有创出鲜活的经验，就太好理解不过了。

    6、我们对三农问题中“农民”这个概念如何把握？是9亿农民这个全体，还是那些“事实农民”。是不是可以，从农民的大概念中界定一个处境最困窘的群体——那些纯农户，从而集中精力，打攻击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一个救急的办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路线图中的第一环节。

    目前，面对“农民”这一概念，几乎没有人会犹豫和迟疑，答案是现成的“拥有中国农村户口的这个群体”。但现实的状况是，如果把中国农民作这一广义定义，那这一群体自然与9亿这个数字一一对应，这使得问题的解决变得渺茫而遥远，因为你再好的味口，斗大的馒头你也无法下口。何况，把农民企业家和衣不足蔽体、食不够裹腹的纯农赤贫人口放在一个问题里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合适的。

    现在是不是应该换一换思维了，真正存在问题的农民是哪些人？真正还在温饱线上的农民是哪类人？真正影响社会稳定的是哪些人？真正缺乏最基本生活信心的又是哪类人？我不能准确地回答这样的一系列问题。但是我能感知，在农村，最穷的、最苦的、最无助的、最没有希望的、最没有幸福感的……是那些一无所长的纯农户，他们收入来源单一，导致他们就像食物链单一的大熊猫，生存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自以为是的想象中，我斗胆把农民分成了三个具有由大到小包含关系的概念层级：农民、事实农民、纯农户。如果区分解决“三农”问题的轻重缓急，从农民的角度，最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是那些纯农户。如果给纯农户这一群体来一个定量的评估，这个群众想必远远小于9亿，而如果采取有针对的措施，能够实实在在地改变他们窘迫的现状，这个社会将得到更多的和谐和稳定。

作者：一语成谶 （扬州市委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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