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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的综述

    路径依赖 ,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诺思，1994）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计算,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随着人口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变迁。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 如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经济增长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雷，2003）。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 ,“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 ,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

    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 、鲍伯·杰沙普(Bob 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方法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网络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采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有其局限性,如对退出闭锁的处理就是不充分的。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 就意味着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 和“革命" 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不予考虑的命题。另外,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

    诺斯(1994 , 1997)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在制度变迁方面主要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如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把握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 。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 (陈孝兵,2001) 。在微观层面，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环境的影响、资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细致的工作，如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995) 。林毅夫(1997) 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简新华(1998) 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刘汉民(2002) 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

    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从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学中引申过来的“路径依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现象，宏观经济如何从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锁定中解放出来，不断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状态演进，在理论界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争论。制度调整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说法，这里更强调制度方面的微调，而不是剧烈的变动。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占多大比重是个仍然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呈现出递减效应，如何跳出这个路径依赖的轨道，使经济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和活力，迈入更良性的轨道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建国后一直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里，进行着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在1949~1955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持续了近3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十年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中的矛盾突出地影响到了经济建设，可以认为，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的历史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了生产力为标准，这是“对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彻底否定，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

    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连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

    实证研究结果

    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认识，从哈罗德、多马的简单模型，发展到内生性的增长模型，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劳动和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充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舒元、徐现祥，2000）。张军也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张军，2002），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Solow, 1965）。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姜照华，2003）。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有些研究成果从表面上是检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采用了“直接技术贡献”和“间接技术贡献”的细分法，而在后一种里实际包括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并测算出这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一段时期内远大于直接技术贡献率（谭德庆，2000）。  有学者从所有制变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0年和2001年各地区的截面数据做拟合检验,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会引起8.37%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物质资本产出弹性3.7%（王金营，2004）。

    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成果（傅晓霞，吴利学，2002）。采用了一个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T，K，L）=AKαLβIγ，其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未显示的进入生产函数的增长因素，对此我们沿用索洛余值法来处理；K和L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I代表制度变迁变量，从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等四个方面测量了制度变迁的影响。计算出1978~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贡献率为35.2778%，这充分显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表1 引自傅吴文

    制度变迁测度（%）项的逐年差分就是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是改革的边际收益，表现为随有波动但整体有递减趋势，见图1。

    图1. 1982-1999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变化趋势

    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对制度变迁贡献进行回归,得到

    这是一个自回归移动平均过程ARMA(2,2), 对应的模型表达式可以写作:

ln(contrib)=4.45+0.93[ln(contrib)-4.45]-0.91ut-2+ut
         (35.04) (47.78)            (-9.39)       Q=10.93

通过t值、DW值和Q值，说明上式是一个满意的模型。
用上式进行预测，得到

预测年度制度变迁贡献率
2000 67.73
2001 68.83
2002 69.87
2003 70.85
2004 71.78

从下图的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的趋势来看，今年（2000-2004）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制度变迁中得到的边际收益明显在减少。

图2. 1982-2004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变化趋势（2000-2004年采用的是预测值）

对制度因素与技术、资本和劳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互动的思考

    制度因素与技术、资本和劳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如何互动，对于解决将制度如何由外生纳入内生，是重要的课题。也是探讨制度调整如何摆脱路径依赖所需要搞清楚的理论问题。本文无法严格地论证其互动机制，只试图在经验的基础上做一些假设性表述。

    作者假设，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度、技术、资本和劳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但在相对短暂的一段时间里，可以假设制度是不变的，从而在特定制度环境下，技术、资本和劳动形成一个组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在这阶段的后期，资本和劳动带来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技术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经济从整体上必然表现出增长乏力，趋势放缓。此时，沿原来的路径发展，已经没有多少潜力了，不仅如此，现有的发展模式还可能对经济摆脱固有轨道带来很大阻力。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另外，在这一时间段，制度本身也在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主要特征是制度越来越与技术、资本、劳动紧密融合，制度本身也在进行一些微调，以更适应技术、资本和劳动，从这个角度上讲，制度也形成了惯性，甚至有可能形成了不易调整的制度依赖。

    对于这种情况，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已形成的技术和制度路径依赖，需要进行制度调整，此时，制度调整的关键是摆脱技术路径依赖，调整对象不应仅限定在技术方面，也可以是调整资本和劳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对传统纺织业压锭的政策，就是一个实例。而当技术本身具有创新的趋势的情况下，从制度层面只需稍做引导即可推动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这也是制度调整。

    在中国经济现状里，资本显然占有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主要体现为投资驱动的特征（安立仁，2004），但是巨大的民间储蓄还没有有效的渠道转化为投资，在中国现有的国家体制下，对于投资的导向和政策制度的需求是巨大的。另外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前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模仿，继续发展需要借助自主创新。从劳动角度看，低劳动力素质比例大，人力资本开发的空间还很大。设计适宜的的制度调整方案来满足上述需求，将成为经济持续健康高速增长的长期保障。

    进一步分析的可能途径

    如何将制度影响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虽然发展经济学已形成成熟的看法，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内生的，但制度的内生机制如何，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可考虑沿用类似索洛研究技术对增长影响时采用的方式，将技术、资本、劳动分别计量，而这三者之外的“剩余”主要包括的是制度的影响，为方便记忆，可以称作制度因素贡献率。在测算的处理上，关键是对技术变量的选择会显著地影响测算的结果。增长函数Y=AF（T，K，L）=AKαLβTγ ,，其中T为技术，K为资本，L为劳动，A为制度因素贡献率。这样的模型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技术、资本和劳动之外，增长依赖于制度因素，但制度在这里暂时还是作为外生因素考虑的。

    对于现有的实证测算结果，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

    首先测算的模型的选择很重要，一般国内学者仍采用索洛或罗默的增长函数，美国是个市场经济发达的经济体，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早已形成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而且就是这样的体制本身孕育和成就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和正规制度的约束较少。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以释放生产力的余地基本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其经济增长里，资本（甚至延伸到人力资本）、技术、劳动等因素起到绝大部分作用。对于边际收益递增可主要侧重从技术和人力资本效应等方面考虑。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分里，技术不是主要的促进因素，而且属于自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技术很少，中国在前期技术路径基本是以跟从性的模仿为主；从资本角度讲，虽然国民储蓄存量巨大，但因为政策性限制，还未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劳动力充足，素质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占大部分，近年来国家加强了教育体系建设，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出来，目前这方面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因此，技术、资本和劳动本应该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改革前期和中期具有递增的高速度，后来增长速度虽有所降低，但还是平稳地维持在9%左右。据有关方面的预测，高速增长的趋势还会维持若干年。中国经济这种持续性高增长是无法从西方主流经济学侧重考虑的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解释的。

    其次，制度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考量因素（技术、资本、劳动，乃至人力资本等）是内生的，制度并不一定单纯依靠制度本身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的改变，并借助它们来作用于经济增长过程。在国内体会的最深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每当一些历史性事件出现时，带来的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可观的发展成就。中国的经济体现出明显的随政策而波动的特征，而这属于制度层面。在中国现阶段研究技术、资本、劳动等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计量测算，很难抛开制度因素，而单纯地认为是技术、资本或劳动的单独作用。

    最后，中国作为复杂经济体，从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制度差距也很明显，如果仅从全国平均意思上度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可能会出现数据拉平的情况，因此，对不同地区进行测量，可能会更客观地反映出在不同制度变迁水平下的经济发展差异。

    另外，制度是个复杂的因素，现有的实证分析方法只能从某些方面考察制度的特定作用范围，并不能穷尽所有的组合，实证的目的并非要得到准确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量，而是通过将制度以及制度变迁引入经济分析过程，以了解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是什么因素在对经济发展起到主要作用，并引导政策制度向有力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因此，在更微观的层面，如产业领域，做这样的研究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政策含义与建议

    我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战后的一穷二白，曾采取了赶超性发展战略，形成了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从战术角度选择了先从增量开始的策略，成功地回避了现实矛盾，降低了起步的阻力和难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效。但是，增量改革也形成了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现有改革路径的边际收益不断减少，改革本身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深化改革存量部分，甚至是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必然会影响到既得利益群体，改革有可能触及深层社会结构。

    作者认为，进一步改革仍然要紧密联系国情，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多属于制度创新层次，跃迁的跨度大，影响面宽而深远，应审慎推进。在推进时机上要把握好，目前应以小幅度改革为主，也就是制度调整，主要针对经济生活的具体层面进行，如投融资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产权保护制度和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正常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方面的改进，将大大促进技术、资本和劳动等因素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制度的保障下，有其自我理性选择的一面，也有制度引导和政府指导的一面，把握得好，是可以极致地挖掘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潜力的，而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促进，也将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物质基础，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有其自主生长的基因，从国外的经验看，经济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政治更加清明，社会更加民主，从而最终得以实现中国整体的社会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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