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建议在1997年就正式地提出。从那时以来，东亚货币合作的想法在东亚地区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和赞同。在东亚地区有关各国的政策实践中，区域货币合作也正在通过多种双边和多边的形式展开。但是，从东亚货币合作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情况的对比来看，区域货币合作在东亚的进步仍是相对缓慢的。截止2005年底，东亚地区流行的跨国货币合作形式仍是双边货币互换，例如在中国与日本、韩国、泰国等，日本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以及这些国家货币当局之间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同时涉及至少三个货币当局的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尚未出现。多数这些双边货币协议涉及金额在几十亿美元范围内，而且以“第三种货币”美元标价。2005年5月，东亚“10+3”财长会议建议将区内各经济体货币互换规模由当时的395亿美元在一年后扩大到715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提高。不过，对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在2001年9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值于500亿美元），“10+3”框架内的双边货币互换规模仍不算大。更重要的是，双边货币互换仅是货币合作的初级发展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包括认识上的原因。可以说，人们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这个重要问题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提升。本文以下着重讨论四个问题：从中国和日本来看东亚经济体的“亚洲化”趋势；“中国制造”与“亚洲制造”的关系；区域货币合作的积极性和重要性；制约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因素。

 

 

  对区域货币合作的需要产生于有关经济体在商品、服务和各种生产要素相互流动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有关经济体在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等方面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就是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对东亚地区对东亚货币合作需要的理解首先可以从东亚经济体相互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发展情况去考察。

  日本对外贸易在1990年代出现了很明显的“亚洲化”倾向，具体表现为亚洲作为日本商品出口目的地或进口商品来源地的作用显著上升（参见表1）。从1990到2004年，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日本全部商品出口额中所占份额由34.2%上升到51.1%，并在日本全部商品进口额中所占份额由35.1%上升到50.1%。对比同一时期亚洲在世界商品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该指标从22%上升到26.5%）及在世界商品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该指标从20.3%上升到22.7%）的变动[1]，可以看出亚洲在日本商品贸易地区构成的变动幅度大于在世界贸易地区构成中的变动幅度。这一对比清楚地显示日本对外贸易的“亚洲化”倾向。

 

表1：日本对外商品贸易的地区构成（%）

说明：“东盟5国”指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以下同）。

资料来源：1990年数据，参见世界贸易组织（WTO）：Statistics Report 2001，Table III.74。

          2000年、2004年数据，参见世界贸易组织（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5, Table III.70

 

  中国对外贸易以及整个对外经济关系在1990年代也出现了相当显著的“亚洲化”倾向。如表2所示，从1990到2003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及东盟5国在中国商品出口和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由27.5%上升到38.5%。这一指标在1990年代前半期连年升高，在1997年达到44%。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许多东亚经济体随后陷入经济衰退，东亚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份额在1998年出现下降（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也有所下降）。在东亚经济体走向复苏的1999和2003年，这一指标又呈现上升趋势。可以认为，在东亚经济体保持与中国经济同步增长的趋势时，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增长快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增长。

 

注释：“*”指1991年数。“香港”列入“备注”是因为中国大陆通过香港的贸易有相当部分是前往或来自

亚洲以外地区。香港贸易数据不能准确反映中国与亚洲的贸易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表3：来华国际游客人数及构成（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628页。

 

  在商品贸易以外的领域中，1990年代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同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亚洲化”。如表3所示，从1990到2003年，亚洲占来华国际游客总数的百分比由52.4%上升到63.7%。在这中间，日本游客的比重出现了下降，但这种下降应当理解为由日本经济低速增长所致。例如，从1996到1999年，日本外出国际游客总数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减少（这反映了日本经济的影响），但在同期内，到华日本游客占日本外出游客总数的比重从6.1%增加到7.5%[2]（这反映了“亚洲化”趋势）。在资本流动方面，若干东亚经济体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每年流入总额中的比重在1990年代也呈现上升趋势。从表4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在1990-1995年期间非常明显，但在1995-2003年期间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动。导致1990年代后半期变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部分东亚经济体经济增长周期的因素[3]，也有中国自身的经济周期和政策因素等[4]。

 

表4：海外对华直接投资来源地构成（亿美元和%）

说明：括弧中数为百分比数字；1992和1995年数指不包括对外借款在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来自香港或澳门的投资可能包含事实上来自中国大陆或亚洲以外地区的投资，故列为“备注”。

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

   

  从上面简要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在中国和日本等东亚经济体中，1990年代出现了“亚洲化”倾向；这种倾向在相关东亚经济体快速增长的时候，表现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在相关东亚经济体出现低速增长或减速增长时，“亚洲化”倾向的表现受到抑制。

 

 

   中国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缩减了双边贸易盈余。然而联系到当前复杂的供应链条和产业分布我们会发现中国对外贸易中一个巨大的赤字来源——对东亚的贸易赤字

  据中国的统计数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2002年400亿美元，2003年500亿，2004年800亿，2005年1-9月有81亿，中国对欧盟贸易盈余有500亿美元。然而美国统计数据显示的美中贸易赤字将近中国数据的两倍，占了美国贸易总赤字的三分之一。这种贸易不平衡导致了国际上对中国是否应该对人民币币值进行重估的争论。

  许多人将中国现在的情况比成二十世纪80年代的日本，指出两国均出现了持续的贸易盈余，且都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尽管这种干点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但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生产和贸易流动出现的新特点。

  日本自1970年代初期开始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扮演重要角色，那时日本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相当少，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仅占GDP的20%。“日本制造”的国内要素含量可以说很高。但是，现在，尽管中国向世界市场提供了大量帖有“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这些商品的国内要素含量可以说低于当年“日本制造”。而今天的中国每年会吸引巨额的外国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占了GDP 的67%。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带来了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许多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和加工链条置于世界各地：与工业国家的批发商、零售商签订销售合同；生产交给远方的分包商；同时在另一些国家完成货物的组装，然后装船运往国际市场。整个流程的运转在许多国家同时进行，而中国作为国际链条的后来加盟者，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自然地成为这个链条的末端环节，即负责组装和最后的装船。近来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余额情况正说明了新一轮的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某种可以称之为“新三角”的国际交换关系：中国，欧美经济体，以日本、韩国、台湾省和香港等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这三方形成了资本、技术、管理、物流、营销网络等等方面的相互循环和协调的系统；一方对另一方的贸易平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对第三方贸易平衡关系的影响。

  快速检查中国大陆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余额情况，可以看到两大特点：一方面中国与亚太各国家地区均出现贸易赤字（与日、韩、台湾的赤字比较大，对澳、泰、菲、印尼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盈余主要来自对发达工业国（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贸易盈余反映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大陆产品经香港销往北美。对上方部分即中国进口来源地又可分为三组：从左边一组（日、韩、台）主要进口的是仪器、设备，高科技零配件，以及复杂精密的中间产品；从中间一组（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印尼）主要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和半成品；从第三组（香港、新加坡）主要进口航运及相关服务。

 

 

   从图1（2001-2004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情况）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大陆对美国和香港（也是对美国贸易的一部分）的贸易盈余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对日本、韩国、台湾的贸易赤字也在不断增长。并且我们知道美国对澳大利亚、香港、新加坡的贸易均为盈余状态，尽管这些盈余还不足以弥补它对其它贸易伙伴的赤字（特别是中国），但这足以说明国际分工的新趋势——“中国制造”更准确的说应是“亚洲制造”。中国从亚太各国和地区进口高技术零配件、半成品经过组装加工最后销往美国和欧盟，中国作为这个国际产业链条末端环节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对欧美贸易的盈余和对亚洲经济体的贸易赤字。

  另一方面，检查上述“新三角”的另一端，人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美国贸易平衡的地区构成格局的变化。图3显示，美国对外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从2000年4361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7668亿美元，呈现持续性大量增长趋势。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在美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关系中，存在一种其贸易逆差从部分地区向另一部分地区转移的趋势。具体说，这主要指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制成品进口来源在这段时期出现从“老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向“新的”新兴工业经济体转移。“老的”新工业经济体指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新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则指中国大陆。

  2000年美国全部对外贸易逆差中，与上述东亚10个经济体的贸易逆差额为1459亿美元，后者占前者比重为52.7%；2005年美国全部对外逆差中，与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逆差额为3475亿美元，后者占前者比重为45.3%。这个比重的下降表明，在这个时期中，美国与东亚经济体作为一个总体的贸易平衡关系没有朝着显著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变化。

  同时，在所有东亚经济体之间，它们对美贸易顺差格局在这个时期却出现了显著变动。如图3所显示，2000-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比重从19.2%上升到26.3%，不含中国的9个东亚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比重从33.4%下降到19%。这种一升一降的变化，很可能反映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地”从后者转向了前者。也就是说，早些时候，美国贸易逆差的“来源地”相当程度上是那些先于中国发展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在近年来，随着国际制造业生产活动向中国大陆的转移，中国大陆成为了美国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承接此前业已存在的美国与东亚地区贸易流动关系。

 

  这个贯穿整个亚太地区的新的产业链条，无疑是9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这场全球化的浪潮中，因特网革命以及中国这样的新进入者的加盟重塑了现代商业模式。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加快其产业升级，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科研、教育、投资服务和国际金融中。老牌工业领袖通过产品研发引进新技术，保持着原有的地位；新进入者则由于新技术和新市场的获得也收益巨大。总之，这一新的国际产业链条包含的不仅仅是商品流动，还有投资、服务、技术、知识的流动，而这一切都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此双边贸易关系已经不能再脱离于世界贸易而单独考察了。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发现，美国、亚洲经济体、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关系已经出现。鉴于三大经济体的贸易量和双边贸易差额呈现出的相继互补关系，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国家的汇率在这种贸易关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图4显示的是2001年6月以来亚太各经济体货币与美元汇率的波动情况。按照与美元的关系分为三种货币制度：固定汇率制，包括人民币、港币和马来西亚林吉特，这三种货币多年来一直盯住美元，尽管在2005年7月都进行了重估，出现了小幅升值；第二组是日本、台湾、新加坡、泰国，实行适度浮动制，2001年到2005年间这些货币对美元适度浮动，但通常每年、甚至这四年浮动总幅度不超出10%；第三组包括澳大利亚、韩国、印尼，它们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出现明显波动。

 

 

 

  首先我们看到，亚太各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没有任何一致性或协同性的波动关系。即使是钉住汇率制的各国之间也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没有任何承诺；另一方面，实行浮动汇率的几种货币间也未呈现出任何相继变动的规律，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对美元的波动似乎并不是出于某种共同的原因。

  但是在2005年6月到11月间，所有实行浮动汇率的货币均对美元贬值，而同时人民币、马来西亚林吉特却出现小幅升值。这种分歧告诉我们：即使亚太各经济体实行事实上的一揽子货币制，人民币在其中的权重也会很小。正如许多亚太国家或地区在对本币估值时主要考虑美元、日元、欧元的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对东亚各国的货币估值即使有影响，其作用也是非常小的。

  我们认为亚太各国和地区的货币主要特征仍是盯住美元，自行操作。尽管如此，这些经济体在遇到共同的外部冲击时也会表现出相似的汇率变化，这是各国自身利益决定的，只有采取协调一致的汇率政策，寻求更加有效灵活的方式共同对抗未来外部金融冲击才能保证各自在“亚洲制造”中的地位。最近，双边关平行货币互换协议的建立以及亚洲开发银行宣布创立亚洲货币单位（包括许多国家地区货币的一揽子货币）都表明亚洲货币集团这一设想已受到各国和地区的欢迎，并且各方正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亚洲货币集团的实现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区域货币合作的直接目标是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体货币之间的汇率稳定。在东亚各经济体已经显示出“亚洲化”趋势的背景下，东亚各经济体之间汇率稳定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汇率稳定指相关货币之间兑换比价在一定时期内不出现任何方向上的显著变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实行了稳定本币对美元汇率的政策。但在1990年代前半期（1991-1995年），日元对美元出现大幅度升值趋势，而从1995年春开始一直到1998年秋，日元对美元又出现显著贬值趋势。在日元升值时期，东亚经济体对日本出口虽出现快速增长，但东亚经济体对日本债权人的债券偿还成本却相应增加了。在日元贬值时期，东亚经济体对日本出口增长受到显著影响，而日元贬值带给日元债券偿还成本的节略效应却由于日元债券国际发行在前一时期的相应减少而未能被充分利用。

  中国政府机构和企业机构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在利用本债券市场上筹措大量中长期日元债券资金，日元债务在中国对外债务总额中所占比重最高时超过30%。后来出现的日元升值给中国日元债券使用者和偿还者增加了额外负担，并进而降低了中国借贷者利用日本债券市场的热情和兴趣。到1990年代末，日元债务在中国对外债务总额中比重下降到20%以内。

表5：东亚经济体的国际储备（亿美元，年底数）

说明：“国际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官方外汇储备。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中国香港和台湾数据来自The Economist, various issues； 其余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由于经济周期的原因，日本利率水平与欧美利率水平的差距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不断拉大。在1998-2000年三年中，日本长期利率水平持续低于美国同类利率水平达4个百分点（400个基点）。对于国际债券年筹资规模经常超过100亿美元的东亚经济体来说，在利率差距的这种背景下利用日本债券市场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正是由于存在着日元汇率走势不稳定的因素，日元资金的国际使用者缺少必要的保值避险手段（以及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东亚经济体近年来对日本债券市场的利用未出现显著增加。客观上，东亚经济体未能相应享受到日本低利率的积极效应。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许多东亚经济体在此前实行的盯住汇率制（以盯住美元为主）。亚洲金融危机后，尽管不少经济体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它们同时也希望看到稳定汇率的局面。这种政策意图体现在实行浮动汇率或接近于浮动汇率的许多东亚经济体在1997年以来大幅度增加官方外汇储备（参见表5）。理论上，实行浮动汇率制的经济体没有必要持续性地增加官方外汇储备。反过来说，持续性地增加官方外汇储备表明这样做的经济体并不打算今后继续实行浮动汇率制（表5中部分经济体官方外汇储备在1999-2004年出现变动，显示这些经济体运用了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并进一步说明它们实行的是不完全浮动制）。

在表5列出的3个实行固定汇率或接近固定汇率的东亚经济体中，香港实行货币自由兑换，中国目前限制货币兑换，马来西亚目前限制证券资本流动。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开放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国将逐步过渡到自由货币兑换。中国增加官方外汇储备的作用之一就是在未来开放国内货币市场时预防可能出现的汇率波动。但是，需要多少官方外汇储备才能有效预防开放外汇市场中可能出现的波动，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很难回答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区域货币合作提供了一种不主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预防开放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可能性，即有关货币当局通过订立货币互换和联合使用外汇储备等方式增强对外汇市场短期波动的干预能力，从而以外汇储备使用效率的提高来替代外汇储备规模的增加。

  概括地说，建立东亚货币合作对东亚经济体的意义在于：为地区内贸易的平稳增长提供宏观经济支持，为地区内的资金流动降低汇率风险，并为各个货币当局在追求汇率稳定过程中“节省”官方外汇储备。

 

 

  在讨论东亚货币合作的文献中，有两个制约性因素经常被提到：一是东亚各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别，二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结构上的现住差别。关于人均收入水平差别，应当注意到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计算的名义收入与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实际收入有很大出入。例如，按前一个方法，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十分巨大（日本为中国的43倍）；但按购买力平价，中日之间差距仍十分突出，但至少不是那么巨大（日本为中国倍数降低至7）[5]。在中国内部，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十分显著，例如，2000年上海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贵州省水平的13倍，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采取相似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各经济体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别既可能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制约因素，也可以成为区域货币合作的一个支持因素。例如，各经济体在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度上的差别可促使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在区域内更快地流动，促使区域内跨经济体的投资活动更加活跃，从而推动区域内经济往来关系的发展，并对区域货币合作提出新的需要和要求。

从东亚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存在三个妨碍区域货币合作的显著因素：一是各经济体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差别，二是区域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缓慢，缺少汇率避险机制，三是区域内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较差。

  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经济开放程度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方式等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经济体在对外经济开放以及政府管理国内经济方面尚需要作出许多努力，减少对市场活动的行政干预，改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更加重视市场和企业的自我发展和自我成熟。政府主导经济的色彩太重从长远看无助于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也不会为任何形式的东亚货币合作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缺少区域内部双边汇率的市场避险机制，包括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货币互换和货币期货期权工具，客观上使区域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寻求替代性避险手段和渠道，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大量使用美元作为一种避险和交易工具。市场参与者大量使用美元的习惯客观上也会给东亚货币合作的计划带来额外的困难，即汇率市场的主要需求是各有关货币对美元汇率的避险安排，而东亚货币合作的基本目标是就稳定区域内相关货币之间汇率稳定作出一定安排。简单地说，区域内汇率稳定的政策安排应当以某种发达程度的汇率稳定市场安排为前提。

  东亚地区内劳动力要素的弱流动性不仅表现在跨经济体之间的流动上，而且表现在一个经济体内各地区之间的流动上。劳动力要素的弱流动性既是相关经济体之间或相关地区之间经济一体化程度低的一个标志，也是妨碍这种经济体一体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体制或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差别一样，弱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性会削弱各经济体以及各经济体内部各地区对货币合作的经济需求。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各相关经济体之间以及各个经济体内部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性需要得到增加。

  在东亚地区经历1997-98年金融危机以及北美地区经历911冲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跨国货币合作在应付突发性事件以及应付货币市场动荡或金融市场动荡的重要作用。东亚地区各国各经济体在未来时间将继续大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相互之间的经济交流和依赖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它们也将更加需要对外货币合作，在目前尤其是需要发展区域内的货币合作。发展这种货币合作，除了有关货币当局应当进行积极探讨之外，各经济当局也应当努力为之创造条件，为货币合作的逐步升级奠定稳固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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