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制造业的规模和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吸收了大量的国际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使制造业在保持国内竞争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上海的制造业尽管生产能力较强，但在世界制造业的分工体系中，上海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与世界水平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仍然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还缺乏如通用、三菱、英特尔等国际知名的大企业。在产品设计和研发方面尤其是在技术创新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着较大差距。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若遇到本土投资成本上升或国内市场饱和，投资回收，国际制造业资本就可能衰退或再转移。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而且没有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上海就有可能面临“产业空洞化”风险。另一方面，国际制造业资本的直接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将带来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规模的扩大，这给上海制造业的产品更新和技术升级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果上海制造企业能够与外资企业形成产业配套关系，则上海制造企业不仅在短期内能得到发展，而且在配套中通过技术学习，

    能够积累起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但现实情况是，国际制造业资本对上海企业的原材料、普通技术人员的配套感兴趣，而对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不感兴趣，上海企业通过技术学习积累起自主创新能力的希望不明显，对本地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
    可见，上海在建立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过程中，巩固和提高制造业的国内外竞争力，推进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尤其显得必要。事实上，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试图通过引进外资、加大技术改造以及自主创新来寻求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新突破。但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约束，尤其是相对较低的技术创新水平的限制，使得上海制造业在追求国际竞争力方面尤其是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方面短期内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从产业竞争力的比较来看，上海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品牌的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在上海制造业升级面临瓶颈的情况下，分析上海制造业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上海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的阶段和水平，探讨上海制造业升级的路径尤为必要。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

    关于产业升级，主流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研究，如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禀赋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二侧重于是从微观层面来研究，如Gereffi（1999）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Poon（2004）关于产业升级的观点是，制造商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转移过程。不过，从整体上看，主流经济学关于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实质上是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能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原，将产业升级视为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过程。

    但是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在国际生产链中的分工以及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国际的立场和角度。几乎很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基本上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代工”（subcontracting）、“国际代工”（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问题，因此也就难以解释中国的企业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乃至通过自创品牌来进行产业升级。

关于非主流的国际经济学文献对欠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实现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视角，也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宏观层面的探讨，二是微观领域的相关研究。前者主要表现为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基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通过学习机制发挥后发优势来逐步追赶先进国家的理论。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为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寻找产业升级的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发展经济学的后发优势理论并没有为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具体的路径。因此，从微观层面上探讨该问题就更显得有价值。例如，Chandler(1990)的企业制度理论和Nelson(1994)的企业动态演化理论就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Chandler认为，由于技术具有隐含性知识的特征，因此很难被学习、模仿或转移，取得这种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努力、技能和资本。他认为企业理论应着重理解企业的战略、结构以及核心组织性能力，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企业不同，其战略也不同。战略涉及到长期的承诺，并会影响企业的结构与能力的积累。同时，长期积累的能力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选择。Nelson的上述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以及进行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通过国际代工来提升产业水平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卢锋（2004）基于“产品内分工”（intra_-product specialization）而建立的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的研究框架。该项研究主要揭示发达国家企业把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分拆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刻画当代国际分工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并没有给出中国产业升级的相关路径。

    三、产品内分工与上海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演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制造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推进了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演变。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的重心已经从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转变，从垂直型分工向水平型分工转变，但各类分工仍在不同国家间同时并存，呈现出多层次化的格局。（见表1）

表1  当前国际制造业分工的多层次化格局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归纳整理而得。

    可见，当今国际制造业的分工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与产品内分工并存的多层次的崭新格局产业间分工。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投资政策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制造业分工逐渐从以不同产业为边界开始转向以同一产业或产品价值链不同的增值环节为边界，从以国家为主体转向以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为主体，国际分工格局日益深入。目前，制造业价值链加速在全球分散布局，使各国不同类型企业纷纷在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技术环节（如研发、设计）、中游生产环节以及下游营销环节中进行垂直型和水平型的专业化分工。发达国家逐渐着力于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出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价值链条中，承接这种产业环节转移，着力于加工制造环节。

    因此，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将主要体现在其在产业价值链环节中所处的位置上，占据价值链高增值环节越多（如技术和营销环节），在国际分工中就越占据有利位置。

    （二）、代表国际制造业分工发展方向的产品内分工

    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是一种特殊的国际经济化过程或展开结构，其核心内涵是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因而有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不同环节或区段的生产或供应活动（卢锋，2004）。产品内分工主要有两种类型，制造业价值链模块化是水平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一种典型形式，分布于各国、且掌握一个或若干个价值链模块的合同制造商与设计模块规则并掌握部分核心模块的主导厂商成了参与分工的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了国际分工的高级化形态。而模块化国际分工的“高级化”主要在于其把合同制造商与主导厂商之间长期以来的附属型关系转化为互补型、甚至对等型关系，从而削弱了主导厂商的产业控制，使合同制造商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目前，在全球制造网络中，以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仍以垂直型为主。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品牌制造商掌握着核心的价值环节，发展中国家的合同制造商主要集中在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环节，常常为一家主导厂商服务，资产专业化程度高，产业升级路径往往被主导厂商锁定。主导企业控制着销售渠道、市场规则、产品标准以及核心技术，在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如我国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承担美国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就是同一产品内垂直型分工形式的典型写照。在这种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虽然能够获得一些利润,但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被动地位。

    当然，产品内分工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较为先进的技术提供了新的现实条件。产品内分工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简单加工区段，在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经济系统提供了一种新的切入点；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产品内的供应链和价值链上攀升，提供了持续成长的现实可能性。

    （三）、制造业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

    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制造业部门表现得相当明显，并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分工日益深化，国际分工活动推进到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内部不同工序和区段，更为细致和深入；二是扩展性越来越强，国际分工现已扩展到生产供应链的各个环节。产品内分工把不同工序的经济活动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但是生产特定产品的目标，又使得这些空间离散的经济活动具有内在联系，从而构成了整合性功能的系统和结构。

    根据这样的分工格局，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实现本身的升级，主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

    OEM阶段：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有时也称作代工”(subcontracting)，是指品牌拥有者将生产制造业务外包给其它厂家的业务模式。由于“代工”这一词汇可以指任何契约的分包或转包，因此它的意义涵盖OEM，OEM则是“代工”概念的特指。例如，索尼公司让华硕公司帮它生产笔记本，贴上索尼的牌子，自己销售。就称这台笔记本为华硕公司的OEM产品。这种外包订单的行为就是“代工”

    就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企业来说，通过OEM可以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进而对上游工序和客户的要求等了解和掌握越来越多，发包者逐渐会交给他们更多的职能和责任，可能逐步承担包括产品设计、进一步深加工、售后服务等在内的更加广泛的工序、环节和职能，这时OEM就可能转化为ODM。

    ODM 阶段：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是指代工企业除了承担制造活动外，也进行深度加工组装和产品设计等活动。但是无论怎么看，ODM的品牌这时仍然为发包者所有或控制，进行深度加工组装和产品设计的活动，仍然具有OEM或代工的性质，不过是一种较高级的代工形式。
    OBM阶段：OBM(own brand manufacture)是制造产业升级的一个崭新阶段，表现在制造企业不仅进行深度加工组装和产品设计活动，还拥有并深度开拓自己的品牌。处于这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企业，会终止与原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自己可能上升为发包者，建立新的独立的发包者与代工契约，在自有品牌运作的基础上赚取更多的品牌收益；而一旦产业升级到OBM， 标志着企业升级为世界级企业。

    （四）上海制造业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近十年来，随着外国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品牌制造商以及全球供应商的纷纷进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在上海的布局日益系统化，并推动了上海制造业的升级。上海制造业虽有规模和成本上的优势，但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虽然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总体上仍处于垂直型分工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没有真正掌握核心价值模块，在核心技术和部件上受制于国际品牌制造商和全球供应商。事实上，“十五”期间，上海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向重化工业转型趋势明显，钢铁、汽车、化工、设备制造等直接或间接消耗能源资源较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第二产业中逐步取得主导地位。但由于资源环境问题和商务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品牌与技术的约束，使得上海制造业发展处境尴尬。从制造业的价值链的三个主要环节即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和市场营销来看，在这三个环节中，知识含量高的是两头的环节，而中间环节的知识含量较低。所以在价值链中，两头的附加值较高，中间环节的附加值较低，形成了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微笑曲线”。在近年来逐步形成的世界生产体系中，上海制造业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制造环节，

    因此，尽管上海提出要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决不走“产业空心化”之路的发展思路。但就全球价值链现状以及上海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而言，上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依然只能是：国际先进制造业（高端优势技术制造业）的承接基地（生产制造基地）。所以，上海发展制造业的关键，应该是从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环节，向附加值高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管理环节两头延伸。而上海制造业要实现结构升级，就必须解决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这两大中心环节。

    四、上海制造业的升级路径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亚洲新兴城市的经济发展历程，会发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几乎是它们共同面临的最大难题。无论是汉城、新加坡还是台北，在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后要更上一层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难。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新兴城市从起飞时期就欠缺纽约和东京那样的技术环境。纽约和东京之所以成为世界超级城市，其背后是有全美国和全日本的资源为支撑的（当然也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和人才流动），而汉城和新加坡等亚洲城市尽管受益于美日欧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移，但由于其本身并未建立起高端的技术储备，而外来的技术虽然成熟，但绝大多数是二、三流的，这就使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因而要实现制造业结构升级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

    当然，与新加坡等城市相比，上海所处的技术环境要宽松些，它本身拥有一定的技术实力，又有全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的技术资源可以利用。但上海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国内人才流动渠道的不畅通，加上自身在创业环境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使之尚不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上海始于几年前的人才高地建设是一项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不过迄今取得的成绩与上海的期望仍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上海的制造业升级目标定得较高，战线拉得较长，而技术的供给又要受到现有技术储备及潜在实力的限制，这样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领域进展较慢的情况。

    因此上海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既要看到自身的潜力与优势，更要认清面临的约束条件。上海这一轮的制造业结构升级至少需要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上海可以把目标定得高一点，战线拉得长一些，步伐走得快一点，但不要指望在短期内就可以赶上纽约和东京，上海的产业结构应该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力求局部突破。未来一段时间，上海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提升上海制造业产业层级。上海制造面临以下三个层次的产业升级：首先是产业间升级。要实现从生产率增长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增长率高的产业升级；其次是产业内升级。要实现从中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再次是产业链升级。要实现从加工组装为主要方式的产业链低端向提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零部件供应商转移。实现产业升级不仅需要完善目前引进外资的相关政策及合作方式，而且要求提升产业组织，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张。

    第二，提升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拓展有优势的技术创新领域。要扩大对含有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开发。目前世界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出现相分离的趋势，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研究设计放在工业化国家内部完成，具体产品技术开发和技术测试过程伴随着高技术产品一道输往国外，所以，要针对目前世界新技术转移的特点，承接世界新技术的转移，逐步改变对终端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依赖，搭建并提升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此外，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上，要关注世界范围的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趋势，吸引那些已经掌握最新前沿技术的国外人才回国创业。要把上海不仅打造成世界制造业基地，而且要建成全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人才高地。可以在有望实现技术突破的重点领域加大投入，催生更多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形成产业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自主研发能力不强，人才储备也有待加强。所以，上海要围绕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鼓励创新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并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的基础服务平台建设。

    第三，要推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建设，理顺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区内产业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力求形成金字塔型的产业分工体系；上海与周边地区在产业结构上并未形成梯度层级分工，因而存在同质竞争，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制造业结构雷同已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最大难点和障碍。在《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行动方案》、《浙江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纲要》、江苏的“沿江开发战略”中，汽车、石化、电子信息产业等均为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业的有8个，选择电子信息业的有12个。除此之外，在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产业方面，三地产业同构率在80%以上。

    因此，上海必须提高产业能级，消除与长三角城市的同质竞争，这样才能确保在长三角的领导地位。这方面，上海不妨学习和借鉴香港的经验。香港和珠三角之间就有着较为合理的产业分工，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功地将城市的加工制造功能转移到珠三角和内地的其他地区，而将制造业“指挥部”的功能从制造业中剥离出来留在香港，为此后加强城市的服务功能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大的空间。上海应该着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优势产业，加强制造业的研发设计与营销管理功能，这样既可以避免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的水平竞争。又可以加强长三角区域合作、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整体竞争力。

    第四，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建设国际品牌

    没有世界一流品牌，上海就无法获得国际一流的城市竞争力，其建设国际经济中心的雄心势必受到严重削弱。但是，当前上海制造业要创建国际品牌，尚面临诸多约束条件。因为在现有的全球化格局下，由贸易规模和结构决定的品牌空间，已基本上被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占满。上海品牌要打进主要由发达国家的企业所主导的品牌俱乐部，殊为不易。因为尽管世界级品牌的变迁有一定的动态性，后起国家如韩国就打造出了三星、LG这样的世界顶尖品牌，但总的来看，品牌的培育与维护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刚性较强。即一个世界著名品牌的诞生和发展，与其市场容量和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有一定的关系。如果一个品牌所代表的文化属于流行的强势文化，那么后起的品牌哪怕再强势也很难把既有的强势品牌排挤出去。

    因此，上海企业要创立自主品牌并将其升级为国际品牌，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都要受到已经占据制高点的跨国公司的围剿。上海企业在实施品牌升级战略时，首先必须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市场结构特征有充分的认识，对企业本身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以及劣势有透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这方面，上海企业或许可从韩国三星公司创立国际品牌的经验获得启发。上世纪80年代，在为欧美大型零售商从事贴牌生产的同时，三星开始出口自有品牌产品。但是直到1997年，三星给人的印象依然只是模仿索尼产品的二流品牌，和当时如日中天的索尼相差甚远，在中国它的品牌美誉度也不及海尔和联想。因此当李健熙提出要将三星电子打造为全球强势品牌时，没有多少人看好他。但是不到十年光景三星就已成长为世界顶级品牌。如今，三星的品牌价值已达150亿美元，超过了它的多年宿敌索尼。三星的成功主要在于它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品牌定位路线，赋予品牌 “数字技术的领先者、高价值和时尚”等新的元素，改变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为了做到这一点，三星加大了数字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推出设计时尚、功能先进的产品，进入更加高档的销售渠道，赞助奥运会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据统计，近10年来， 三星在研发领域的投资达到100多亿美元，占其销售额的5%。每年品牌宣传广告支出超过5亿美元。三星的品牌升级路径值得上海企业深入研究。

    当然，上海企业在创立国际品牌过程中也不必单打独斗。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是企业创立国际品牌的强大后盾，日韩等国企业在打造国际品牌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政府的鼎力支持。上海市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巨大优势为本地企业创立国际品牌站台。政府完全可以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对企业提供最大限度的政策支持。其在大宗政府采购项目招标时可以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理直气壮地向本土企业倾斜；可以在继续对外资开放的同时放心大胆地剥夺过去赋予外资企业的一系列特权，消除本土企业平等参与竞争的壁垒。政府还可以为企业创立国际品牌营造良好的市场基础和舆论条件，等等。总之，只要能为企业创立国际品牌服务，政府在规避越位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放开手脚，为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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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章玉贵，2006：《要紧的是摆脱配角地位》，《中国国情国力》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