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遇到了经济增长急速下滑的严重挑战，因而我们提出了一套“稳、准、狠”的应对举措，这些举措从表面上看，似乎对保增长肯定是有效的，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又有些不足。不足之处有二：一是非常注重政府的作用，但是没有将保就业，进而保企业，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上，因而有些忽视企业的作用；二是注重强调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但并没有强化改革的力度，而这次出现增长速度下滑，实际上恰恰是体制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不断完善我们保增长的举措。

    面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保增长、启内需、调结构，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保就业，因为我们目前的就业压力太大了，而就业状况又关乎到社会和谐的问题。当然有人会说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只要GDP的增长保持在8%以上，就可以为1000万新增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这个说法在2008年以前的产业结构下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我国的出口企业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只要GDP增长8%，就可以新增1000万的就业机会，但现在不行了，因为大量的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中小型民营企业倒闭了，我们的GDP增长现在主要靠民生投资来拉动，尤其是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基础设施投资确实可以使GDP的增长保持在8%以上，但GDP增长8%不一定象过去那样可以创造1000万的新增就业机会，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基本上是机械化作业，并不会创造出太多就业机会，因而保增长不一定保就业。因此，我们应该明确提出保就业的目标，并将它放在政策目标的首位。

    如何保就业？政府在这方面虽然是可以有些作为的，可以创造出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是保就业的关键是要靠企业，我国近些年的新增就业机会的绝大部分是靠企业创造的，因而要保就业，就必须首先要保企业，在企业大面积倒闭和不景气的条件下，社会是不可能保就业的，就业问题是不可能得以解决的。因此，我们应该将保就业的基点，放到保企业和救企业上来，可以说，没有企业的景气恢复，我们是不可能保就业的。

    既然保就业的关键是保企业，那么如何保企业？人们提出的主要办法有：一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保证企业融资活动的畅通；二是减轻企业负担，使企业能轻装上阵；三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有效的服务，使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无有行政障碍；四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需求，最大限度地启动内需。这些举措虽然都是需要的，但是我认为，这些办法中最为重要的是减轻企业负担，包括税赋负担和各种费用的负担，中国企业的负担太重了，如果能大幅度降低企业负担，企业成本就会大幅度降低，成本降低，企业就有降价的空间，从而企业就会利用价格机制开拓市场，促进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上升，为自己的经营活动创造有效的市场需求。在市场需求上升，从而企业产品容易销售，销售畅通的条件下，企业赢利状况就会改善，银行及各类投资者就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信心，就会给企业提供良好的融资服务，从而企业的融资活动就会畅通。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减轻企业的各种负担。

    在社会投资活动中，民生投资，即公共产品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规模的30%左右，社会投资规模中，更多的份额是属于生产性投资，即对各个产业的投资，因而从启动投资的角度来讲，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民生投资，而是生产性投资。但是因为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因而政府在要保经济增长的时候，首先要启动的是民生投资，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因为政府无权直接命令企业增加生产性投资。不过，最终启动投资，是要靠生产性投资的，而不是民生投资。因此，政府不能只注重增加民生投资，而是要用自己有限的财力去启动生产性投资。例如，政府可以用贴息的方式和提供政府担保的方式，引导资金向生产性投资中流动，推动企业投资；政府可以用减免税收的方式减轻企业负担，推动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因此，政府对投资的启动，不能只靠自身增加民生投资，而是要引导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增加，以较少的财力撬动更多的生产性投资。

    但是，我们现在的作法似乎不是这样。政府更多地注重自身的投资，却不太重视对生产性投资的启动，例如2009年对企业减税的数量只有区区1200亿，而自身直接投资的数额却是一出手就是4万亿。这种一热一冷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最起码是说明我们的体制还不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机制，而是在反危机中强化了政府的集权，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我们不能因为反危机而弱化新体制的功能，而使传统体制得以复归。

    中国为什么在近十年来基本上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不是一个内需拉动型经济？直接原因是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不得不借用外需，而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倾向加剧，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启动不起来，内需增长乏力。因此，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即从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拉动型的关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从启动内需的角度来讲，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解决社会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过于缓慢的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加大对再分配过程的调整，使财富的分配能向社会中下阶层倾斜，其中最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为社会中下阶层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为社会中下阶层减免税收。但这样一样，肯定会使公共财政的压力加大，钱从哪里来？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大对过高收入者的征税，一个是反腐败和反垄断。

    当然，我们对于再分配过程的调整，不能损害效率，尤其是不能仇富，要尊重富有阶层的人权和财产权。从这点上讲，我们要保证人们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财富的安全，否则，会引发社会的动荡。最近我们为了启动内需，大幅度调整货币政策，例如2009年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达到17%左右，这种调整必然会加大对现有财富的货币税，尤其是会加大对货币形式的财富的货币税，例如存款者的存款都会受到贬值的压力，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内需的启动的。货币税对富有者来讲，压力并不大，但对社会中下阶层来讲，压力则很大，因为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那么一点货币将会贬值。我国的社会中下阶层实际上是最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好处的阶层，他们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那么一点点银行存款，实际上是要进行有限的自我保障的，而货币税则使他们的这一点点存款要贬值，因而他们会产生恐慌心理。因此，在货币政策的使用上，最好不要使用存款利率过度下降的办法，贷款利率可以下调。存款利率不下调而贷款利率下调，当然会使商业银行利润受损，如何保障商业银行的利益？我认为国家应该对存款利率进行贴息，即存款利率不下调所带来的商业银行利益损失，由国家来承担，这对启动内需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国家与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不如对银行进行贴息，让银行在不下调存款利率的条件下，以更低的资金成本将货币贷给投资者与消费者，从而启动投资与消费。

    最近银行不断降息，但投资者与消费者似乎对此都无动于衷，原因何在？原因是：对企业来说，因为没有市场，当然就不敢投资，投资欲望下降不仅仅是因为资金成本高，而是因为产品没有市场需求，没有市场需求，当然就不敢投资；对银行来说，因为害怕企业由于没有市场需求而出现投资亏损，所以“惜贷”，不敢给企业贷款；对消费者来说，因为害怕经济衰退，更没有信心消费，即就是信贷性消费的资金成本再低，他们也不敢消费。由此可见，关键是要启动市场需求，而不仅仅只是降低消费与投资成本的问题。

    因此，话题最终还必须回到启动市场需求的问题上来，而市场需求的启动，又不能不讨论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我国目前内需严重贬力的事实，充分反映了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的弊端，其最大的弊端是没有在再分配过程中消除过大的两极分化，尤其是没有保障社会中下阶层收入的有效增长，从而使市场需求丧失了应有的支撑力。因此，我们应该加大对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要在再分配过程中加大对收入分配活动的调整，能使收入分配有利于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关系，有利于低收入者收入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