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总第161期）

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我今天讲的内容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经济增长模式，我特别希望强调对一些事实的厘清以及对原因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所以我今天讲的内容里有很多数据和图表，听上去会枯燥一些，在这里先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今天要讲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向大家展示我国目前在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式这两方面的一些统计数据和相关的讨论。我会向大家展示很多的数据，介绍这些数据所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所具有的学术和政策意义，同时还将对目前关于这些现象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讨论，解释这些观点背后的含义和假设。乍一听上去，国民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通过对这两方面的介绍，大家会发现它们的关系其实非常密切。

第二个部分，在介绍上述两方面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我将向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一是关于要素分配研究的结果，二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研究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会介绍这些研究结果，还会根据这些定量研究的结果，对我们的政策进行一些分析和讨论，最后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通过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我想向大家传递的观点是：我国现有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特别是要素分配有密切的关系，要扭转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应该从国民收入分配入手，而且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哪些方法是可行的，哪些方法可能存在隐患和弊端。

    关于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首先要向大家展示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基本情况，比较不同数据来源和不同定义的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占比，总结1978年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其次，我会从学术研究和政策选择两个方面，说明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

    这个图是1978年以来各类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每一个柱状体代表一年的情况。柱状体的底部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这个比例从1995年开始逐年下降，从51.44%下降到2007年的39.74%，下降了十多个百分点。中间比较深颜色的是资本收入占GDP的比例；最上面是生产环节的生产税净额占GDP的比例，这部分是政府拿走的。从这幅图看到，GDP中的要素分配格局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分配的关系产生了变化，劳动收入占比例下降，资本收入占比上升。

 

 

    对要素分配情况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各省的收入法GDP核算数据。为了使我们的判断更可靠，还要看其它数据来源反映的情况。在下面这个图中，我们给出了三种数据来源计算的劳动者收入占比：红色线条的来源跟上图一致，是利用各省收入法GDP数据计算得到的；绿色的线条是利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的结果，与红色线条有很大的差距，共同点是过去十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很快；蓝色线条是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结果，在2003年以前与红色线条变化趋势一致，但2004年开始出现较大的波动，结果用这个数据看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并不严重。哪个数据源才能反映事实的真相呢？答案是每一个数据来源都有它的缺陷，但是相比之下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存在的问题更多，因此今天我所讲的内容是基于各省收入法GDP核算数据所做的分析，在后面大家会看到我们对这一数据源的计算结果也进行了修正。

 

    另外一种计算劳动收入占比的方法是将生产税净额从GDP中剔除掉，直接看资本收入和劳动者报酬的相对比例。下面这个图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基本上跟前面的图是一致的：从1995年开始，劳动收入在GDP的占比大幅度下降，在1995年到2007年间下降了12.4个百分点。总的看来，1978－2007年间，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从1978年到1984年之间的改革初期，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略微上升；1984年到1995年间，主要是波动但有略微下降；自1995年之后下降的幅度很大，而且下降的速度更快了。在1995年到2007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总共为12.4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2004年下降了10.73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03—2004年之间，这个比例突然下降了5.25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特别是其1995年以来的下降感兴趣呢？首先是基于国内外对要素分配问题的广泛重视。Atkinson曾在2000年做了一项研究，指出劳动收入占的比例比较高，收入分配就相对要比较平均一些。因此，当一个国家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时候，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就会增加。如果Atkinson的观点适用于中国的话，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就可能是加深我国收入分配不平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了解为什么劳动收入占比在下降，能加深我们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理解。美国的一个研究智库的一位印度研究员，在读了我和钱颖一教授，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谢长泰教授合作的文章后，了解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情况，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可能是全世界所有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动中最大的甚至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鉴于拉美国家劳动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后引起了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动荡的历史经验，他提出“中国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幅下降是否潜伏着不祥之征兆？这一趋势是否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政治格局的变化得以逆转？”这样两个问题。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2007年11月1日这一期中也专门讨论了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指出虽然这些年来许多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有所下降，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下降幅度能与中国相比，并且猜测其原因是我们有过剩的劳动力，从而造成对工资的抑制。  

    事实上，自2005年开始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各项原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关注还与我国的宏观需求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有关。按经济活动主体分，宏观需求可分成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投资、进出口净额。我国经济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长期靠投资拉动，已经成为我国宏观需求结构的老问题。这个问题与劳动收入占比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从消费需求来看，劳动收入是全部归居民所有，而且是居民部门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意味着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这当然会使居民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因此消费需求不足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从投资需求来看，衡量投资水平是否过高的指标是投资回报率，我们研究发现决定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参数——资本收入占比，在这个时期大幅度上升（也就是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使得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在过去十多年来保持着较高水平，因此投资率过高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密切相关。因此，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是理解我国宏观需求结构，以及目前低消费、高投资的增长模式的关键。

    正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非常重要，目前有很多解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取决于工人和资本所有者的讨价还价机制，在讨价还价中谁的议价能力强，谁就能得到的更多。劳资之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对要素分配产生影响的条件是进行有效议价，也就是说双方同时对工资和就业水平进行磋商，在这种讨价还价机制下，如果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突然增强，可以保证在增加工资的同时，迫使企业雇佣的劳动者数量保持不变，那么劳动收入份额自然会增加，因此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自然解释就是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减弱了。但是这个观点是否能站得住脚，还需要用合理的方法进行验证和检验。

    第二个观点认为中国剩余劳动力比较多，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总是被抑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从而劳动收入占比会随经济增长而下降，这也是《经济学家》杂志提出的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很自然地使人想到希望通过政府的法律手段或行政手段提高工资水平。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增加工资水平会刺激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因此就业水平就随之减少。GDP中的劳动者报酬是工资和就业水平的乘积，每单位劳动工资增加，劳动量会减少减少，它们对劳动者报酬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各自的变化幅度，这需要进行定量研究。按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要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当替代弹性大于1时，劳动量减少的幅度大于工资增加的幅度，劳动者报酬将减少，当替代弹性小于1时，劳动量减少的幅度小于工资增加的幅度，劳动者报酬将增加，但当替代弹性等于1时，两者的幅度一样，劳动者报酬不发生变化。而剩余劳动力太多的观点认为，工资增长慢是引起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这个观点对不对，要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到底多大。

    第三个观点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所占的地位有关。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出口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采用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力，对受过很高教育的劳动力需求很少。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增加，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很可能与这种国际分工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对外开放的战略。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观点。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而言，仅仅提出观点远远不够，观点应在数据面前站得住脚，但是认真对待数据、以数据以及对数据进行的科学分析为依据提出的观点并不多。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定量分析，将在后面的进行详细介绍。

    我们要介绍的第二方面的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的特点。我们利用支出法GDP，计算了国民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储蓄率在改革开放后基本处于上升趋势，尤其是2000年之后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在2007年和2008年间比较平缓了。资本形成率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资率，它在2000年-2004年之间也在上升，后面就比较平。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是净出口，2004年后两者的差距变大，表明国民储蓄中有更多部分用于净出口，即我们的储蓄被外国人消费了。显然，储蓄率不断上升表明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因素，这样一种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呢？

    对净出口而言，从短期来看，我们很难保持金融危机之前的出口增速；长期来看，在开放初期，我国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很小，从这个低起点出发我们可以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要想持续保持每年30%的出口增长速度将越来越难。投资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发动机，由于投资是逐利的，投资率是否可维持实际上就是说投资是否有效，这由投资回报率决定。前面提到，由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我国投资率上升的情况下仍维持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因此投资率能否保持现在的水平，以及投资率是否有空间继续上升，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方向关系密切。从短期来看，如果政府实施有效措施提高了劳动收入占比，继续维持高水平的投资率意味着较低的资本回报率，投资者将随之削减投资；从长期来看，我国迟早要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一旦进入这个时期，劳动收入占比将增加，从而伴随着投资回报率下降，则投资率将随之下降。

    以上经济发展的规律说明，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出口和投资都不可能维持我国的高速增长。换而言之，即使我们不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调整，我国现有的宏观需求结构迟早会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经历调整，从高投资、低消费转变为低投资、高消费的需求结构。当这些规律发生作用的同时，如果我们的需求仍然像现在这样低速增长，则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将大幅降低。因此从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看，积极调整宏观需求结构，增加消费率，提高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让宏观需求的第三架马车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消费率对应着国民储蓄率，因此理解我国国民储蓄率为何高是我们讨论如何改变宏观需求结构的基础。

    国民储蓄由居民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构成，而国民储蓄率实际上就是三个部门的储蓄倾向按照各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加权得到的平均值。不同部门的储蓄倾向并不相同，企业不会进行消费（更确切地说企业的消费都已计入企业成本或劳动者报酬），企业任何一块钱的净收入最后都会转化为投资，居民和政府则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消费，因此企业的储蓄倾向是百分之百，远高于政府和居民部门。显然，政府和居民部门储蓄倾向变化，对国民储蓄率有明显影响。更重要的，由于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储蓄倾向不同，当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也就是这三个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发生变化时，国民储蓄率会发生变化。例如，企业的所有收入都会用于储蓄，当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有更高份额后，意味着国民收入中更多的部分会被用于储蓄，因此国民储蓄率自然上升。因此居民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以及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都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国民储蓄问题。

    遗憾的是，现有大量的研究只从储蓄倾向的角度，更确切地是从居民储蓄倾向这一角度来解释我国国民储蓄问题。例如，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社会保障不完善，居民为养老、医疗费用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储蓄，导致储蓄率上升，这个观点引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强社会保障。第二个观点是房价太贵，大家都要买房，因为要30%的首付，房价这么高，30%的首付是很大一笔钱，居民要进行大量的储蓄才能买房。这个问题的对策是什么呢？从住房供给来看，有的人说要改革住房政策，增加廉租房等；从住房需求来看，需要解释的是如此高的房屋价格为什么还有如此旺盛的需求呢，有人说与人口政策有关，例如一个观点是说因为男女比例失调，男孩只有买了房子才能过丈母娘的这一关。所以，性别比例失调成为了房屋需求过高的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政策方面就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因为性别比例不是短时间能改变的。另外，还有观点是说教育费用太高，为了孩子上大学，要准备一大笔钱放在那儿，要储蓄才可以，这与住房问题是一回事。其隐含的政策措施是通过财政手段改革教育制度。

    但国民储蓄高可能还另有原因，例如企业收入太多，或者是政府储蓄太多，而这些变化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如果国民储蓄率的上升主要的原因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关，那么上面提到的对策建议将无力解决我国高储蓄率问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企业、政府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初次分配，二是再分配，初次分配阶段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要素分配问题。而在投资率上升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关系的探讨中，我们指出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与我国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之间有相关关系。

    这样一来，国民收入分配与我国的宏观需求结构及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的解释，将有赖于两个方面的答案：一方面，我们要解释劳动收入占比何以下降，这不仅可对我国现有的高投资、低消费的宏观需求结构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还可找到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有效途径，进而间接地调整投资需求，达到调整宏观需求结构的目的。另一方面，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是否有关系，进一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什么发生如此的变化，怎样合理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间接地调整我国的国民储蓄率。

    下面，我将向大家介绍我们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和国民收入分配两个方面所做的定量分析结果。

    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我们分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确认1995－2007年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第二，它下降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些原因是支持还是反驳了各种流行的观点，如劳动力议价能力降低、剩余劳动力以及国际分工等；第三，通过分析定量结论，讨论什么是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有效手段，哪些方法是无用甚至有害的。

    2003—2004年中劳动收入占比突然降了5.25个百分比，一年中降5个多百分比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原因是2004年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有了变化。2004年我们进行了经济普查，普查前所有个体业主的收入都计为劳动收入，2004年开始部分被计为资本收入，另外2004年开始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收入不再计入利润，全部做劳动报酬处理，相比之下影响最大的是个体业主的收入。我们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年鉴的数据估计个体经业主的收入，然后按核算方法改变前的方法重新计算劳动者报酬，结果发现调整后2004年的劳动收入份额与2003年相比不再下降。因此2004年比2003年下降5.25个百分点，完全是因为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显然，这部分变化在我们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时，需要剔除掉。

    剔除了这5个多百分点的变化后，1995年－2004年之间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其实主要发生在1995－2003年间，总共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这样的下降幅度与其它国家相比，虽然还是比较高，但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思议，也很可能不会再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关注和兴趣。

    我们进一步对1995－2003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5个多百分点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一般来说，研究劳动收入占比的方法比较常用的是两个方法，一个是分解法，一个是模型法。李嘉图很早就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分配份额会随之变化。由于经济发展伴随产业结构的变化，Solow用分解法将劳动收入占比分解为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和各产业内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影响。考虑到我国这些年来经历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转型，我们用分解法讨论总体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用模型法分析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很明显的工业部门。

    （1）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首先看一下上图，右半图是农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工业等四个主要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它们之间有很大差异，其中农业劳动收入占比远高于其他部门，约为90%左右。左半图是各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显然1978年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发生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具体的说就是1984年前农业比重上升，之后农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由于整个经济的劳动收入占比，是各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按照各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加权得到的平均值，因此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各产业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从上面的右半图看到主要是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在变化，在1978－1995年期间上升，1998年之后下降；二是劳动收入占比很大的产业在经济中比重发生变化，从上面的左半图看到，主要是劳动收入占比最高的农业在1984年前上升，在1984年后持续下降。

    从上图可以直观地看到，1995年到2003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二是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是经济中劳动收入占比较高的农业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被非农产业（特别是服务业）替代的结果。1995－2003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产业结构转型的贡献有多大呢？根据Solow提出的分解法，我们计算的结果为61%，即5个百分点中超过3个是因为结构转型造成的。因此主要是自于结构转型，这与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流行解释都无关。

    除此之外，这种分解方法也可以用来揭示1978年到1995年间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从上图直观地看到，1984年前，一方面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在上升；另一方面，经济中农业比重也在上升，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劳动收入占比在这一时期上升；在1984－1995年间，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继续上升，而经济中农业比重开始下降，两方面的作用相互抵消，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时期劳动收入占比呈波动变化。因此，经济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从1978年以来就一直在那儿，而且其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

    （2）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

    产业结构转型解释了1995－2003年间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61%，剩下的39%是各产业中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结果，其中主要是工业中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那么是否前面提到的那些观点能够解释工业的这一变化呢？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试图对其进行定量解释。

    我们考虑了几个因素：一是垄断程度，如果垄断收入都归资本所有者取得的话，垄断程度增加，劳动收入占比将减少；第二个我们考虑要素市场的扭曲，如果它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水平，当扭曲程度变化时，劳动收入占比也会改变。过去在国有企业中，有很多剩余劳动力，即使在企业效益很差、产量大大降低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仍然必须支付这些劳动力的工资，因此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占比就比非国有企业高，这显然是一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扭曲。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冗员逐渐减少，这种扭曲会减少，劳动收入占比也会因此而降低；第三个，我们前面提到了很多的观点，判别这些观点的可信度需要考虑生产技术中所反映的要素替代弹性，因此在模型中显然要引入了生产技术。

    利用我们建立的理论模型，我们用统计局对十几万家工业企业的调查，建立了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计量模型，我们估计的结果发现：第一，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率基本上是1，因此工资上升涨1%，就业就减少1%，两个效果互相抵消，劳动收入占比不会受影响。第二，市场垄断程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为负，与建立模型的假设一致。第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劳动收入占比不一样，从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私企、集体企业、法人企业、港澳台到外资，这与理论模型预期是一致的。

    这个回归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我们的生产技术的变化无关，与劳动力价格水平无关，而市场垄断程度的变化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则是两个潜在的原因。这个模型能对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解释70％，由于工业中国有经济占比一直在下降，经济中垄断程度不断增加，这两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它们的贡献分别为42％和21％。

    总结一下，关于劳动收入占比我们得到了如下的结果：首先，03年到04年之间的大幅度变化，是核算方法改变造成的。第二，78年到04年间，产业结构的转型和以工业为主的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起到作用，产业结构问题一直都很重要。第三， 95年到03年之间，结构转型解释了61%的变化，剩下的变化里面主要是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原因是国有企业的改制和市场垄断程度的增加。

    关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讨论观点很多，而定量分析的好处是可以用来分析这些观点的有效性。

    第一个观点是劳动者议价权减弱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计量经济学分析应该发现，在企业改制和垄断程度变化之外，劳动收入占比还应该有较强的时间趋势，这与我们的分析结果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第二个观点是剩余劳动力太多导致工资增长太慢，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这和我们的发现也不一致，因为工资水平低，企业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两者对劳动者报酬的影响正好抵消，因此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第三个观点，我国在国际贸易所处的位置，造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针对这个观点，我们用省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正好相反。对外贸易程度程度较高的地区，劳动收入占比偏高，因此在1995－2003这段时间，对外贸易增加其实是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收入占比，只不过因为产业结构转型和工业部门的变化的作用太明显，对外开放的影响被彻底抵消了。总的看来，我们的研究发现，通过非市场办法涨工资没有用，因为要素替代弹性为1，一定程度的工资变化，将伴随着相应程度就业减少，劳动收入占比不会随劳动力工资发生变化。

    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产业结构转型是解释我国历年来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什么样的结构转型对劳动收入有利的呢？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收入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建议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这样才能有利于增加劳动收入。在发展服务业的措施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以前我做过的一些研究发现有两个政策因素对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有重要的影响，一个是税负问题，我国很多服务业是交营业税，营业税与增值税不同，它以营业收入为基数征税，实际上是双重收税，因此中国服务业的税收负担远远高于所有OECD国家的税收，这就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个方面，我们发现垄断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我国的服务业存在大量行政垄断，这是阻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另一因素。

    实际上，税负和垄断这两个因素，除了延缓我国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的步伐外，它们对劳动收入占比也有直接的影响：垄断增加是导致自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另外的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远低于资本，税负更容易地被转嫁到劳动者身上，高税负意味着劳动收入占比低。因此降低税负和减少垄断对改善劳动收入份额具有双重意义。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与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分配的变化会影响投资回报率，后者是判断投资率是否过高的依据；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国民储蓄率。

    前面的分析讨论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和原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对应着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将增加；但自2000年来，国民储蓄率上升非常快，结果净出口和投资都有所增加，投资率上升了很大幅度，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将意味着投资回报率减少。投资是否有效，还要看这两方面因素对投资回报率的影响。下图是我们对我国投资回报率给出的总体估计，当然资本回报率的估算是很复杂的，我们这里不介绍估计的方法，只报告我们计算的结果。下图是1978年以来的资本回报率，2004年之后有两个估计，蓝色是基于官方资本收入份额计算的结果，红色是利用剔除了要素收入核算方法的影响后计算的结果。根据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我们看到1992年以后投资回报率基本是在下降，这说明虽然资本收入份额在上升，但是投资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过多了。

 

    我们知道，储蓄一是形成投资，二是变为净出口。净出口增加的幅度很难持续提高，我们的储蓄率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水平，将意味着我们的投资的回报率将进一步降低，投资效率会变得更糟。因此必须设法理解国民储蓄率变化的原因，从而找到减少国民储蓄率的方法。我们知道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幅度很大，国民收入要素分配的这一变化势必会影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政府和居民的储蓄倾向不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很可能会影响国民储蓄率。这激发我们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角度来考虑储蓄率的变化。我们关注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国民储蓄率的；二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原因。

    计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数据基础就是资金流量表，资金流量表反映了要素分配和再分配阶段各部门的收入构成情况。但资金流量表所反映的统计关系，与其他的数据有很大差异。从要素分配阶段来看，资金流量表和省际收入法GDP核算数据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很不一样；生产税净额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资本流量表、省际收入法GDP核算数据、中国财政年鉴也不一样。从最终可支配收入来看，资金流量表与住户调查数据反映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差异很大，资金流量表和财政数据反映的政府部门最终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差异也很大。

    为什么资金流量表与其他资料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原因是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资金流量表时，要素收入的计算是按照一定的假设得到的，因此无法得到准确的要素分配关系。要素分配关系不准确，初次分配中政府、居民和企业收入占比就不准确，最终会影响了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在考察了各种数据的质量后，我们结合财政统计数据和省际收入法GDP核算数据重新取得了较为合理的要素分配份额数据，然后重新调整了资金流量表中初次分配收入在政府、居民和企业之间的分配格局，进一步重新计算各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利用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数据和调整后的可支配收入，我们重新计算它们的平均储蓄倾向。在调整前，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2000年开始逐渐上升，居民部门每有1块钱的收入中更多地被储蓄了；调整后的结果表明，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在1993年到2007年间波动，并无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在调整前后都明显上升，而且调整后上升更明显。根据调整后的结果，在2003年之前，政府部门储蓄倾向比居民部门低一些，但2003年之后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超过居民部门。

    国民储蓄率是各部门的储蓄倾向按各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加权得到的平均值。无论是资金流量表原始数据还是调整后的数据，都表明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在1996－2007年间出现大幅度下降。根据调整后的结果，居民收入占比的下降分别由政府和企业各取得了50％。我们知道，由于企业部门的储蓄远高于居民，政府储蓄倾向也在2003年之后高于居民储蓄倾向。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过去十年的变化，使得储蓄倾向更高的部门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更高，从而使国民储蓄率在2000年开始上升。

 

 

 

 

    国民储蓄是各个部门储蓄之和，因此各部门对国民储蓄的贡献，可用各部门储蓄与全国国民收入的比值来表示。上图给出了原始资金流量表和调整后数据计算的各个部门贡献。原始资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门是国民储蓄的主要来源，在2007年接近50％的国民储蓄率中，来自居民部门的为20%，来自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分别为18%和11%左右；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三个部门的储蓄贡献都在上升。调整后的数据显示，企业部门是国民储蓄的最主要来源，在2007年接近50％的国民储蓄率中，来自企业部门的高达22％，居民和政府部门分别为17％和12％；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和政府部门贡献有更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部门从1994年接近零的水平增加到到2007年的百分之十几，但居民部门的贡献变化不大。

    原始资金流量表和我们调整后的结果，得到很不一样的故事，根据调整后的结果，居民部门不是构成国民储蓄的主要力量，也不是导致国民储蓄上升的主要原因，原因是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十多年中大大降低。必须承认我们的调整做了一定假设，不能说调整结果一定正确，但如果我们相信整个调整的结果，那么解决国民储蓄问题就不是看居民部门的储蓄倾向，而是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会下降，或者说企业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会上升。

    居民部门不是国民储蓄的主要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而政府部门的收入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在上升。我们计算了居民各种收入来源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并比较了历年来这些比重的变化趋势。

    根据我们调整后的结果，1996－2005年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其中85％来自初次分配阶段。剔除统计核算方法变化的影响，1995－2005年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了6个百分点，由于劳动收入报酬全部由居民所得，因此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将等幅降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居民收入还有一个主要来源是财产性收入，我们发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的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居民储蓄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居民分得的财产收入比重也大幅度下降，因此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3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劳动收入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下降，分别解释了居民国民收入占比下降总幅度的47％和24％，是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是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减少国民储蓄率的一个很重要方法是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让居民有钱可花，这也是很多人持这样的观点。但由于此前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定量分析不够，因此还有其他观点也在讨论中占据了很大的关注，仍然有人很多人认为居民储蓄倾向、居民储蓄的增加是国民储蓄增加的主要原因。通过我们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问题的重点，不在于居民部门的储蓄，而主要是政府和企业部门，这些是由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所致。

    我们发现，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主要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因此直接的办法是要设法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增加劳动收入的占比，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哪些措施是没有用的。我们提出初次分配的调整应该是增强市场竞争，通过行政和法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这种调整过程相对比较缓慢。要进一步加大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力度，应该把我们的政策力度用在再分配方面。

    在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基础上，再分配过程中，居民部门收入要交所得税，同时也要缴纳社保，这些其实对居民部门收入的影响很大。我们计算了社保的缴费率，各地区并不一样，我们根据中央的指导性规定，计算了社保缴费按照职工工资收入为基数的缴费率，第一是养老保险，企业缴工资收入的20%，个人缴8%；第二是医疗保险，企业和个人各缴6%和2%；另外工伤、生育、失业保险三险相加，平均为4％；另外还有住房公积金，各地差异很大，北京是企业和个人各交12％。五险一金相加为职工工资的64％，这些缴费和职工到手的工资在GDP核算中都被记成劳动者报酬，但是由于要缴纳这五险一金，职工最后到手的可支配的收入就变少了。也就是说，在劳动者报酬降低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劳动者报酬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通过五险一金缴掉了，变成我们无法支配的收入，因此社保的缴费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可支配的收入。

    在经济学中，社保缴费具有跨期替代的效果，一方面是减少了当期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增加了未来的收入，当人们确切地知道未来的收入流时，社保缴费只是实现了收入的跨期转移。但是如果人们对未来的收入流不清楚，社保缴费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就等同税收。而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们关于社保的规定的消息需要花费很大劲才能找到，而且要弄明白它的规定也非常麻烦，当老百姓不确切地知道社保缴费对自己将来收入的影响时，老百姓会把社保缴费看成税收。这还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就是老百姓对社保不信任，因此大大延缓了社保的覆盖面。本来社保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平滑人们在生命周期的消费，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没有实现平滑消费的目的，反而是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有学者做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跟其他国家非常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储蓄是一个年轻人不储蓄，年老的人也不储蓄，中年人储蓄很高，这符合生命周期假说；但我们国家是反过来，年轻人和年老人储蓄，中年人储蓄相对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要买房、老年人要看病，而另一方面还跟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目前中国的老年人收入远低于年轻人和中年人。如果考虑社保缴费的影响，社保缴费很可能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加，这方面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我们的目标之一是降低储蓄率，如果说社保缴费确实降低了人们的消费，那么很自然地应该降低人们的社保缴费率。但是，这里又有出现了一个问题，社保缴费少了，社保基金亏空了怎么办？有一种建议是依靠财政支持，政府的财政收入来自征税，这个方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进而刺激政府提高税收，但我们也反复提到税收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增加不利，政府为了提高居民收入应该降低税收，而不是相反，政府更不可能能靠印钞票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我对这个政策手段持保留意见。

    有两个渠道可以解决社保基金不足问题：一是降低社保缴费率、加强有关社保的信息提高后，会有更多人参保，社保基金的覆盖范围会增加；二是，政府应该寻求其他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方法是对国企增加分红，用分红来补充社保。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对国民储蓄率的贡献最高，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很多企业有非常高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可能跟行政垄断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的分红又非常少。很多国有企业，由于留存的利润太多，就不断进行投资，而这种投资往往是缺乏效率的。我们建议要增加对这部分垄断利润的分红，这与非流通股划给社保基金是不一样的。股权划给社保基金，如果企业仍然不进行分红，这种股权的划拨不会立即给社保基金产生任何的收入来源，企业的储蓄仍然很高。刺激企业分红，还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因此这一手段能够同时达到增加居民收入、减少企业储蓄、增加社保收入的目的。

    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今天我讲的主要从国民收入分配和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当然收入分配的问题是很多方面的，不仅仅是看要素收入的分配，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分配的问题。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均，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均，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不均，这些不仅是因为要素分配的格局改变造成的。不过，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但我们并不是说其他方面不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