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中国经济中的存量和流量，重点是存量，也可以叫做中国的存量经济学。这可能是一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既新鲜又古老的题目。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中，对这一问题还没有一个完整、成熟的体系，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认识也有限，因此，我希望对这一问题采用某种漫谈的方式，力图进行全方位的梳理。

    一、存量和流量的基本关系

    为什么要研究存量问题？当一个人家徒四壁的时候，他想的多是如何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当一个人家财万贯时，他可能就要想如何以财生财；当债务工具十分丰富和发达时，他可能会想到如何更好发挥有限资本的杠杆作用以小博大，甚至“空手套白狼”。这些都涉及存量和流量问题。在当代中国，流量问题依然重要，与此同时，我们的家底越来越厚，各类存量问题日趋凸显，加强对存量演变规律的研究势在必行。

    什么是存量，什么是流量？流量和存量是经济分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流量是指一定时间跨度内的变量，好比通过一个河段的水流量。存量则指在某一个时点上某一变量的量值，如同湖中所盛的水。流量是一个与时间区间相对应的概念，存量则是与时点相对应的概念。在经济指标中，产值类、产量类、需求和供给类指标一般都是流量，资产负债类指标、保有量、人口数等是存量。具体来说，GDP是流量，国民财富是存量；一个人的工资或收入是流量，家庭财产是存量。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编制的2008年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济存量是指某一个时点的资产和负债的头寸或持有，经济流量则反映经济价值的产生、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涉及机构单位之资产和负债在物量、构成或价值方面的变化。

    从行为的角度，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1946）把现期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称为“流量活动”，把资产持有活动称为“存量活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还从市场供求的角度，认为那些目的是为现期内消费而购买的，是流量需求，那些目的是为现期期末作为资产持有而购买的，是存量需求；与此类似，从现期的生产中供给的货物是流量供给，而从过去的生产中即库存中供给的货物是存量供给。由此，可以对流量需求与流量供给之间的均衡、存量需求与存量供给之间的均衡，以及流量加存量需求与流量加存量供给之间的均衡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分析，建立复杂的模型。今天讨论的重点不是这类均衡问题，而是存量与流量的关系，特别是存量问题。

    存量和流量之间相互联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一方面，存量来源于流量的积累。存量是资产或负债在持有期内伴随某些物量或价值的变化而连续增加或减少的结果。例如，每年借款不断累加，形成某个时点上的债务余额。另一方面，存量也会产生流量，例如债务会形成利息，每年需要偿还的利息多少是一个流量；相应地，股票、基金等资产也会带来红利，而红利和工资一样，都是收入流量。

    关于存量，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其特征。

    物质形态的存量和价值形态的存量。我国目前钢铁生产能力在8亿吨左右，全国城市住房面积大约230亿平方米，这些都是物质形态的存量。去年地方政府性债务累计17.9万亿元（含或有债务），广义货币M2达到110.65万亿元，这些都是价值形态的存量。

    积极的存量和消极的存量。各种资产、财富可以视为积极的存量，而负债、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等可以视为消极的存量。

存量的质量。两个国家，可能都有10亿平方米住房，但二者在质量上有较大差异，如棚户区、贫民窟就不能和高楼、别墅相比。两个国家，可能都有5000万辆汽车，但二者在质量上也会有较大不同。甚至两个银行都有5万亿元贷款资产，但其质量（不良贷款率）也可能有所不同。或者两个城市，都有500亿元的债务，但二者对应的资产质量和风险程度也是不同的。如何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存量的质量，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存量的结构。流量有结构问题，如收入分配结构，存量也有结构问题，如财产分布结构。同样是政府债务，但结构上可能有很大差异，如两个城市之间，一个可能主要对应着高速公路等资产，有良好的现金流，另一个可能主要对应着学校等纯公益性资产，缺乏现金流。再如，日本政府债务的持有者约90%是国内投资者，而危机爆发前希腊政府债务的持有者近80%是外国投资者。通常来说，如果存量结构不合理，则调整起来的难度比流量结构调整更大。

    存量的升值和贬值。物质形态的存量（如房屋、设备）通常有生命周期，从而有折旧。在现实生活中，原来价值量相同但物质形态不同的存量，可能在升值、贬值上存在惊人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存量可能越来越值钱，有的存量则越来越贬值。例如建筑，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美国国会山可能越来越有价值，而一些粗制滥造的建筑可能在几十年后越看越不顺眼，人们急欲拆除而后快。再如，一个人10多年前花钱买了一大堆高档家用电器，现在几乎一文不值；另一个人用同样的钱买了几件红木家具，现在可能增值很多，甚至翻番。

    存量的临界点和警戒线。按照某个收益率来计算，当一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时，他的年收益额就可以达到当地的人均收入水平，意味着他不用从事其他职业就可以享受当地的平均收入或生活水平（所谓“食利者阶层”），如果他的金融资产规模更大，则他凭此得来的收入就与其他人的平均数拉开了距离。从负债来说，某个债务余额必然对应着一定规模的还本付息需要，而这一还本付息额又与财政（或企业、家庭）的偿债能力相联系，如果明显超过偿债能力，就可能导致债务危机。因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元区国家60%的债务率和3%的赤字率标准，前者是存量警戒线，后者是流量警戒线。

    以上表明，存量有不少独有特征，应深入研究存量经济学。

    二、存量和流量的若干实证分析

    （一）国民财富和GDP。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国民财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生产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总和。生产资产，应称为人造资产，是由人类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各种房屋、基础设施(如供水系统、公路、铁路、桥梁、机杨、港口等)、机器设备等等。自然资产又称自然遗产，被视之为大自然所赋予的财富，是天然生成的，或具有明显的自然生长过程，包括土地、空气、森林、水、地下矿产等。人力资本是指人类通过自身教育、健康、营养等方面的投资而形成的为自己创造福利的能力；社会资本被视之为联系生产资产、自然资产和人力资本的纽带,是促使整个社会以有效方式运用上述资源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基础。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曾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以说，经济生产活动是物质财富的来源，GDP就是当年经济活动的结果。从GDP与财富积累的关系看，我国既存在独特的有利因素，也存在独特的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快，过去30多年经济增速平均达到近10%，同时，投资率、储蓄率高，长期在40%以上，这些都有利于加速财富积累。但另一方面，我国GDP质量低，其中有比别国更大的比例不能有效形成财富积累，甚至还会造成财富损失。汪洋同志任广东省委书记时曾说，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大量成本，但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这类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1998年，云南省投资3.8亿元修建的昆禄公路，正式通车18天，就出现路基沉陷、路面开裂；1999年，重庆綦江彩虹桥建成仅3年突然整体坍塌，造成40人死亡；2006年，主体工程刚完工的广东石岗嘴大桥尚未装修即坍塌；2007年，湖南沱江大桥竣工前倒塌；2009年上海闵行区在建的13层住宅楼倒塌；2011年，云南新三公路通车第二天出现坍塌；耗资11亿元的武汉白沙洲长江大桥通车10余年间大修了近30次。2007年2月，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18岁；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有人很深刻地指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使用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因此，GDP和财富不一定同步增加。多年来我国GDP增长很快，但国民财富增速却明显不及GDP增速，从人均的角度看也是如此，说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流量转化到国民财富存量的效率较低，需要打的折扣较多，存在明显的“跑冒滴漏”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GDP（按美元不变价计算）增长54.4%，而人均国民财富增长34.4%；同期，美国人均GDP增长8.1%，人均国民财富增长10%；日本人均GDP增长5.6%，人均国民财富增长7.8%。日本在人均GDP增速较低的情形下，依然能实现人均财富的较高增长，美国、英国的人均国民财富增速也高于人均GDP增速，说明这三个国家从GDP流量积累国民财富存量的效率较高。这种高效率可能来自于：单位GDP的能源资源消耗低，用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大，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美元/人，不变价格）

            资料来源：根据OECD数据整理。

                      人均国民财富            (单位：美元/人)

            资料来源：The wealth of nations dataset, World Bank.

                                           全部国民财富(单位：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The wealth of nations dataset, World Bank.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等人2010年估算，中国总财富2000-2005年间增长率为3.86%，美国和印度分别为1.39%和2.60%；中国人均财富增长率为2.92%，美国和印度分别为0.22%和0.86%。这也表明我国国民财富增长大大低于GDP增长。由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高速增长只有不到20年，却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而中国高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却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这里可能既有起点问题，也有增长质量差异，大家可以研究。

    下面，对中美之间的财富和相关的存量、流量作一对比。

    首先，我们的财富存量与美国之差远大于GDP的差距。道理很简单，财富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而多年来美国的年度产出持续大于我国。2005年，美国GDP为13.09万亿美元，中国为2.26万亿美元，美国相当于中国的5.8倍。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2005年美国全部国民财富为217.6万亿美元，中国为25.1万亿美元，美国国民财富相当于中国的8.7倍，而在1995年则为13.1倍。（2005年，日本、英国GDP分别为4.57万亿美元、2.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倍、1倍左右，日本、英国全部国民财富分别为70.1万亿美元、39.9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8倍、1.6倍。）如按人均来算，2005年美国人均GDP为44242美元，中国为4102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0.8倍；从人均财富来看，美国为734195美元，中国为19234美元，美国是中国的38倍。（日本、英国人均GDP是中国7.4倍、8.1倍，人均财富是中国28.5倍、34.5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和国民财富积累速度都更快，表明我们正在持续追赶、缩小差距。

    其次，即使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GDP总量赶上美国，那时我们的国民财富总量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13年，中国的GDP为56.89万亿元，折合9.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55.5%。1996年我在法国进行访问研究期间曾经预测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在2025年前后赶上或超过美国，近来一些机构和人士的预测也大体如此。但流量与存量不同。如果说国民财富更接近于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那么就要承认，在我国年度GDP赶上乃至超过美国之时，我们与美国在综合实力上仍会存在差距。

    第三，即使财富总量差不多，但在质量上也可能存在差距。举一个形象但可能不够准确的例子。航母既是财富的一个具体形式，也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现在世界上共有20艘航母，其中美国10艘，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辽宁舰）加起来共10艘。美国航母排水量每艘均在10万吨以上，加起来有100万吨以上，其他国家加起来只有35万吨，相当于美国的1/3，而从单个航母看，其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也是美国遥遥领先。这样讲，并非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正视现实，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奋斗过程。要增强忧患意识，急起直追，既要在总量上，也要在质量上提升我国的GDP和国民财富水平。

    第四，唯有中美之间可以类比的另一个财富现象。美国和中国都曾经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因而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只不过在美国是黄金，在中国是外汇。二战后美国的黄金储备最多时达到20663吨（1952年），相当于全世界的65.5%，至今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2013年有8133吨，占全球25.5%）。我国的外汇储备到2013年底已经达到3.82万亿美元，可谓天文数字，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还有继续增加的可能。那么，存黄金好还是存外汇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现实中也很难选择。历史上，黄金的价格曾经跌宕起伏，从最高点的一盎司1813.5美元（2011年8月）跌至1192美元（2013年6月），美国多年来也没有把那么多黄金都打造成金项链，而是放在仓库里。中国的外汇储备倒是有投资收益，但美国国债收益率不算高，如何用好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一直是人们热议的一个存量问题。

    （二）财富效应和负财富效应。

    所谓财富效应，通常是指由于资产价格上涨，导致资产持有人的财富价值增大，进而使其边际消费倾向和消费信心提高，促进了消费，最终带动了经济增长。股市飘红，饭馆吃饭的人就多了。与此相反，当资产价格下跌，导致资产持有人的财富价值明显缩水，就会降低其消费信心和边际消费倾向，抑制消费需求，最终减缓经济增长，这可以看作负财富效应。当财富规模足够大，资产价格变动也足够大的时候，财富效应或负财富效应就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主体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已处于需要对财富效应更加关注的阶段。比较典型的财富效应有股市财富效应和房地产财富效应。有学者（Luding&Slok,IMF，2002）对19个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房价上涨产生的财富效应大于股价上升带来的财富效应。有学者（John D.Benjamin,American University,2004）以美国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不动产增长1美元，消费增加0.08美元，房地产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金融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从美国的经验看，股市上涨的正财富效应为0.04，即股市财富每增长1美元，消费支出增长0.04美元，而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为0.07（刘建江，“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案例”，《世界经济》2000年6月）。研究发现，我国确实存在股票财富效应和住房财富效应，但总体上比较微弱（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约为0.002，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约为0.003），其中住房财富效应大于股票财富效应，原因可能是人们认为住房财富更具有永久性，而股票财富则更具有暂时性。但也有学者提出与住房财富效应相反的“房奴效应”，因为房价不可能持续上涨，家庭为了购房和偿还房贷而节衣缩食，造成“房奴效应”，这实际上也属于负财富效应。要看到，我国房价在过去多年持续上涨，目前不同城市已出现分化，有的三四线城市房价出现停滞甚至开始下跌，今后的走势有不确定性。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要十分关注“房奴效应”和潜在的负财富效应。

    （三）财富管理、财富调节和收入调节。

    一个国家越富裕，财富管理越重要。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多数人不知何谓财富管理，也没有这个需求，而现在，财富管理在我国已成为一个蒸蒸日上的行业。财富分配差距通常远大于收入分配差距，因为财富分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差距多年积累的结果。而财富管理有助于以钱生钱，从而使财富拥有者以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生成更大的收入，积累更多的财富，导致所谓马太效应。例如，银行对财富管理客户的某些基本服务是免费的，对某些稀缺投资机会如购买收益率较高的国债可以优先提供，还有一些高收益投资产品的门槛较高，专门为巨额财富拥有者设计。其次，财富就是资本、就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的程度可能远远大于人的劳动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计算，近几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多在0.47-0.48之间，应当说收入差距已经比较大，但处于高位相对稳定状态。另一方面，家庭财富分配差距更大，而且还在扩大。这方面没有权威的数据。据世界银行（2010）一项研究表明，中国1%家庭占有全国41.4%的财富。有的科研机构（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2月）调查，中国10%最高资产家庭拥有60.6%的资产。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国内地上榜富豪由2005年的2个上升到2014年的152个，占全球比例由0.3%上升到9.7%（见下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人在全球富豪榜上的排名迅速蹿升，表明我们在收入分配结构矛盾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同时，财富分配差距可能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演变。

    通常来说，人们对比尔·盖茨、巴菲特、扎克伯格的财富不嫉恨，因为他们的财富是由创业奋斗而来。但如果一个社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无论由什么原因引起，都可能引起社会不满；收入差距过大，还可能妨碍消费持续扩大，因为低收入者有消费意愿而无购买能力，高收入者购买能力强但消费倾向低。因此，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既影响公平，也影响效率，进而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因素。

           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国人变化情况 (入榜门槛10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数据整理。

    （四）资产、负债和杠杆。

    历史上许多金融危机都表现为资不抵债，无论内债或外债，短债或长债，政府债、企业债或家庭债。因此，弄清资产、负债这笔账很有意义。英国在17世纪就有经济学家估算过英国的国民财富（还是那位著名的威廉·配第），目前美、日、欧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定期编制和发布国家资产负债表，我国在这方面多年来是空白。近两年，由于国内外对我国地方融资平台和国家债务状况的热议，三个研究团队（中国社科院李扬、复旦研究小组马骏、中国银行研究小组曹远征分别牵头）不约而同地开展了对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开拓性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有相似之处，也有一定差异。

    资产负债表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但现实中有些问题仍然似是而非，需要深入研究。一是社会负债率（或杠杆率）上升还有多大空间，现在我国是否已经到了必须去杠杆化的阶段？社科院报告认为2012年我国全社会杠杆率（全社会负债与GDP的比率）为215%，已经很高，去杠杆化在所难免。与此相关，现在我国货币存量已经很大（2013年M2为110.6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94.5%），因此有观点认为货币供应量扩大的余地也已有限，应当节制。问题在于，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当前的杠杆率究竟应当适度上升、保持稳定还是去杠杆化？这涉及到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稳定经济增长方面还有多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关系到宏观调控中货币供应量等重要指标的设定。二是分部门来看的杠杆率阀值或警戒线如何界定？社科院报告认为2012年末中国的企业部门杠杆率（企业债务占GDP比例）已达113%，超过OECD国家90%的阀值，在有统计的国家中高居榜首，需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政府杠杆率在不同国家则有很大的差异，如日本政府债务率多年前已超过200%，但很少有人担忧其发生危机，这可能与其债务90%以上是国内投资者持有有关，同时日本政府也拥有大量资产。而希腊、意大利等国政府债务率与日本相似（有的略低），却发生危机或暴露出巨大风险。三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表危机还是现金流量表危机？这可能与债务所对应的资产结构有联系，当资产是优质的，能够产生稳定而充足的现金流时，那么债务违约的风险就小，如果资产属于纯公益性的，不能直接产生现金流，那么债务积累的风险就会增大。这也说明，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分析，既要看总量，也要看债务所对应的资产的结构和质量。

在物质形态上，也有负债或负财富。例如，滇池本来是一笔财富，如果人们继续向滇池排污，滇池就有可能成为一笔负财富；一些重金属加工企业四周的土地本来都是财富，但如果企业任意排污，可能会导致土壤重金属超标、地下水污染，从而转化为负资产。这在工业化进程中有不断重复的前车之鉴，我们也是亡羊补牢啊。

    （五）生产能力和物质存量：以钢铁为例。

    产品生产能力是年度投资不断积累的结果，是一个存量。产能的变化可能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能扩大的过程，这往往是投资和经济增长加速的过程；在出现产能过剩矛盾之后，可能迎来第二个阶段，即去产能化的过程，这往往是投资和经济增长减缓的过程。

    钢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粗钢产量由1.27亿吨扩大到6.39亿吨，年均增长17.7%，这一时期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1.3%，GDP年均增长10.5%。随着产能过剩矛盾的加剧，化解产能过剩措施的推进，2012年和2013年粗钢产量增速分别减慢到2.1%和8.7%，工业增速相应减缓至7.7%和7.6%，GDP增速同样减慢至7.7%（两年均为7.7%）。更为典型的是河北省，过去多年靠钢铁工业扩张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2012年全省钢铁产能达到2.86亿吨，占全国近1/3，这恐怕还打了埋伏。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欠债终归是要还的”。现在河北省去产能化的压力很大，一旦动真格的，则经济增长速度也立竿见影地反映出来。近来媒体不时报道河北省炸掉一些钢铁厂、水泥厂的消息。今年1-2月，河北省工业增加值增速陡然跌落至3.6%，为全国各省倒数第二低（黑龙江最低，增长0.3%），比去年同期回落8.6个百分点，可见去产能化的“威力”之大。由此联想到全国，一方面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一方面要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来稳定经济增长，宏观调控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去产能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自我消化还是转移到境外，都会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可以说，这也是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据。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存量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堆积多少吨钢铁就算饱和了？工业化完成的程度是否也与一国人均拥有的钢铁存量有一定关系？据中国行业研究网研究报告测算，截至2005年，美国累计消费了75亿吨钢，人均20-40吨，而中国建国以来累计消费了31亿吨钢，人均2吨。另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测算，1980年至2013年，美国累计消费35.6亿吨粗钢，中国累计消费69.1亿吨粗钢。估计目前中国人均拥有钢铁存量不到10吨，而美国应为40吨左右。中美之间钢铁拥有存量尤其是人均拥有存量上的差距，有助于解释许多问题。一是为什么我国钢铁生产和消费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现在这种态势仍在持续。2013年粗钢产量7.79亿吨，占全球产量的48.5%，是美、日、英、俄等八国集团的208.5%。因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有对钢铁消费的客观需求。美国也曾在历史上是世界第一钢铁生产和消费国。二是为什么我们对铁矿石的需求那么大，因为这既与钢铁生产规模大有关，也与我国钢铁存量小、用废钢比例小有关。据世界钢铁协会数据测算，1990年至2013年，在钢铁生产中利用废钢的比例，美国为55%，英国为26.9%，日本为26.3%，而中国仅为4.4%。我国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废钢可以回炉。今后相当一个时期，我国还可能大量消费和积累钢铁，并大量进口铁矿石。三是钢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钢铁数量，我国钢材的质量总体偏低，同样的建筑工程需要更多的钢材数量，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钢材质量总体较高，因此在用钢数量上少些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功能。其他金属如铜等，可能也有与钢铁类似的存量、流量问题。

              
                 美国、日本、中国炼钢用废钢比例       (单位：千吨)

    （六）住房存量、住房投资和资产泡沫。

    这里所讲的住房存量是指作为国民财富的全部已建成的住房，不仅是指已建成而未卖出的库存。一些发达国家住房价格长期比较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过多年的投资建设，住房存量很大，而人口总量稳定，人均住房面积较大，甚至达到某个饱和水平。目前我国城镇全部住房存量约为230亿平方米，人均32.9平方米，虽不能说饱和，但水平已经不低，可以设想，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也有一个饱和度问题，不能认为越大越好，一旦达到这一饱和度，对住房的需求将明显放缓，出现转折性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均住房面积还有扩大的趋势，城镇化率提高对应着城镇人口增加，这两方面因素决定了我国住房需求还有很大的潜力。另一方面，近年来超常规的需求增长（包括消费需求和投机投资性需求，而消费需求中又包含了家庭几代人共同出资为子女买房而放大的有购买能力的刚性需求），房价越调越涨的“经验”导致人们对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强化，共同为房地产市场注入了泡沫，使房地产价格已明显脱离了普通家庭的购买力，价格飞涨反过来又刺激供给猛增。资产价格泡沫是一个存量，从国内外历史经验看，泡沫一旦形成，终归是要破灭的。在不完善的体制机制下，资产价格一旦进入飞涨通道，上涨趋势就很难挡住，而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形势出现转折、进入下行通道后，资产价格的下降趋势同样也很难控制。如果人们对股市指数从6000点跌落到2000点记忆犹新的话，恐怕也要思考一些城市特别是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住房存量是否太大了，去库存化或去泡沫化可能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而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房地产投资等流量就只好成为慢变量甚至零增长了，这反过来又成为制约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阻力因素。2005年鄂尔多斯房地产投资增速为169.2%，现在则进入去库存化的调整期，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2年曾出现58.8%的负增长。鄂尔多斯就曾提出，在测算和监控住房需求、推进保障性住房及旧城拆迁改造等项目的基础上，暂停新建商品房土地供应，中心城区从2012年开始三年内禁止批建新的商品房开发项目、集中消化存量，提高参与中心城区商品房开发和旧城改造房地产企业的进入门槛。另一种更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房地产债务违约，这在开发商和购房者当中已有个案出现，今后的走势如何，需要高度重视。总之，上亿人的住房需求对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金矿，但不能够乱采滥挖，而应当悉心呵护，细水长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样才能为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

    （七）还有更多的存量问题。

    存量问题无处不在。随着我国发展水平提高，一些存量问题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急迫。这里再举几个例子。一是城镇化率达到多高将会趋于稳定或饱和？今后的城镇化速度应当加快还是放缓或保持目前的节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户籍城镇化率达到45%，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城镇化率为每年提高大约1个百分点。实践将会如何演变呢？二是财政国库资金余额常年在3万亿元以上，个别月份达到4万亿元，有人认为这是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能否降低这一余额水平，使更多的死钱变成活钱呢？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激励约束措施，效果如何人们拭目以待。三是僵尸企业，即一些企业半死不活，但压占了大量信贷资金，如何才能激活僵尸企业，从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呢？四是气候变化在某些意义上也涉及存量问题，即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等）浓度上升，导致气候变暖。对我国而言，如何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又确保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权益呢？这其中也有一个平衡点问题，这方面的国际博弈十分激烈。五是土壤污染、地下水抽采等，包含了存量与流量的关系问题。严重的土壤污染是多年违规排污、超量施用化肥农药等的结果，而土壤污染到了一定程度就不再具有“财富之母”的功能，而是生产出毒大米，要想治理和恢复土壤的健康状况，往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长的时间。地下水的回补也是如此。六是既得利益格局。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一旦形成，就有自我维护、自我强化的功能，这对于推进改革来说，将是极大的阻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的气概，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来推进改革。如果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改革在既得利益格局面前受阻的情景也是有可能的，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先例。因此，我们既要勇于改革，又要善于改革，推进精明的改革（smart reform）。

    三、存量和流量分析的政策启示

    （一）通过提高发展质量来高效地积累国民财富、提高财富质量。粗放的GDP增长，名义上快，但在财富积累上要打很大的折扣。要提高投资质量、出口质量、消费质量、工业质量、服务业质量、农业质量、GDP质量，形成转化率高、质量也高的国民财富。

    （二）工程建设要建立在科学规划基础上，不得无缘无故赶工期、改规划。过去许多项目为了政治原因而赶工期，提前建成投产，今后应严格限制这类情况，越是提前建成，越要严格验收。因为提前建成的事实可能表明，不是设计有误，就是施工有误。外国教堂中豆腐渣工程不多。德国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教堂建筑中最完美的典范，始建于1248年，耗时超过600年至1880年才宣告完工。世界第一大教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于西元326-333年初建，又于1506年重建，直到1626年才正式落成。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163年，在1345年全部建成，历时180多年。设计和建造教堂的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竣工典礼的，这是什么政绩工程和政绩观啊？他们好像比我们的干部还更不计较生前名利。要提高规划设计包括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权威性，决不能出现十年前规划是绿化用地，十年后发现崛起一片高楼大厦的情形。

    （三）加大调整和优化存量结构的力度。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今后要下决心引入财产税，包括房产税、遗产和赠与税等，这既关系公平，也关系效率。年轻人总会一代一代地成长起来，他们应当靠自己的创业、创新、创造而生产和获得财富，这样的话，别说富过三代，富过十代都是应当激励的。需要说明，财产类税收在征收方面不存在任何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已经征收了（例如荷兰于1598年开征遗产税）。同时，财产类税收并不必然会明显加剧财富的海外转移，别的国家也有财产税，甚至税率更高。如果说财产税有可能在遥远的将来或某些国家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在财富分配差距很大的特定发展阶段上，运用财产税进行调节也是十分必要的。

    （四）加强对与存量相关的警戒线、临界点、转折点、饱和度等问题的研究和掌控，防止某些存量问题积重难返。在经济预测中很难把握的一个问题是，经济走势的拐点或转折点（turning point）将会何时何地何种斜率出现，一些存量问题的变化或影响也有相似之处。那些带来负面影响的存量，如债务问题，水、土壤、大气污染问题等，往往有警戒线或临界点问题。这类问题往往在理论上有高难度，但政策上有大益处，希望经济学人能在这些高端问题、前沿问题上多下功夫。

    （五）把优化增量与盘活存量结合起来。一些存量资源如果能够用活，则可以激发出更多的正能量。如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信贷资产，提高银行资金的配置效率。当然，凡事都有度，资产证券化在实践中既有不少经验，也有深刻教训。

    （六）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软实力存量的积累。联合国下属机构计算的2008年中、美人力资本分别为8.73万亿美元和88.87万亿美元，相差10倍，远大于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存量的差距。同时，我国产品和企业的品牌价值也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和国家综合实力构成中，软实力的作用将更加凸显，这也是我们的弱项、短板。我们要加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方面的投入和积累，这样才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推进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家底越来越厚，我们正在进入财富时代、资产负债时代。从国际比较看，如果说过去30年主要是流量赶超的话，那么现在已进入存量赶超的时代。我们的GDP规模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0多位上升至第2位，我国的经济增长已从高速转入中高速。今后，我们要在努力保持7-8%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更加重视资产负债等各类存量管理，更加重视国民财富的高效积累，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有效提升，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实的支撑。

主要参考文献：

1、联合国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2、Hicks, Value and Capital.2nd edn, Oxford:Clarendon Press,1946.

3、世界银行环境局 J.迪克逊等，《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4、Ludwing&Slok，“The Impact of Stock Prices and House Prices on Consumption in OECD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Research Department, 2002. 

5、Benjamin J D, Chinloy P, Jud G D，“Real estate versus financial wealth in consumption”，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4.

6、刘建江，《股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案例》，《世界经济》，2000年第6期。

7、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014中国财富报告：展望与策略》，2014年2月。

8、李扬，《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9、马骏，《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0、中国行业研究网，《融入循环经济 永葆钢铁产业青春》，2005年7月。

（作者单位：国务院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