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圳创新转型与发展的成功经验不是政府规划、不是特殊政策，更不是财政补贴，而是用了三十多年时间，依靠科技市场制度体系的建设和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市场配置资源和激励创新的强大力量，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和产业形态升级换代，塑造了创新生态与文化。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级政府更加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着力完善科技市场相关制度体系，聚焦公共物品供给，充分发挥科技市场功能，激发创新活力、推动创新发展。

当前，深圳创新发展经验已成为国内舆论宣传报道、地方政府学习借鉴的参照热点，我们认为应正确理解和推广深圳创新的成功所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供给侧改革，把我国创新驱动战略扎实推向前进。

一、当前对深圳创新经验存在一定的误读

在我国经济深度调整之际，深圳完成了从“科技沙漠”向“科技绿洲”的华丽转身，涌现出华为、腾讯等一批世界级创新型企业，初步摆脱了比较优势陷阱，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然而，国内大众媒体、地方政府对深圳“创新蝶变”存在着不同的解读。

有的认为深圳创新经验是前瞻性产业规划，深圳市政府较早地规划了产业转型，强调了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有的认为深圳创新能力的形成，从最早经济特区、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再到前海-蛇口自贸试验区，是国家特殊政策安排所带来的特别优势。更多的则是把深圳经验解读为大量的财政补贴以及政府对创新主体、创新企业“无微不至”的创新关怀。

我们认为，以上解读均为深圳创新的表象而非实质，更不应该成为政府引导创新发展所学习借鉴的主要内容。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上或好高骛远的引导、或等靠国家政策的赋予、或松懈放任不理不管、或以政策补贴营造“创新温室”，均不会培养出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形成一轮又一轮的创新浪潮，最多只能营造“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深圳创新经验在于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科技市场制度体系，进而发挥科技市场配置资源、激励创新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实现从引进技术到微创新、到小创新、到大创新的发展与转变。

二、深圳创新源于科技市场制度体系建设

市场制度体系的基础首先就是产权制度。深圳率先在全国利用产权制度改革突破，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早在1986年深圳就颁布了全国第一份国企股份制改造的政府规范性文件——《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试点暂行规定》，启动了企业产权多元化和治理法人化序幕，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引进外资项目和先进技术。1987年更是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给予了民营科技企业合法身份，承认知识产权价值，允许科技人员用专利等工业产权入股。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菲多次提到，华为就是凭着深圳市这个红头文件起步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市场制度的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自由竞争、自由定价。在这个方面，深圳率先依托科技市场自由交易，让市场决定资源优化配置和形成创新内在激励。深圳产权制度改革催生了市场取向的民营、外资、国有等大量不同属性创新主体，客观上对原计划体制下计划安排形成了“倒逼”机制，科技市场随之以“星火燎原”之势从电子元器件、电子产成品到科技成果、科技股权等领域蔓延，从价格竞争、模仿创新到创客天堂、品质致胜，市场参与主体在充分竞争和重复博弈中各尽其能、适得其所。深圳借鉴日本东京秋叶原电子市场，1988年建设华强北电子配套市场，打破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一年一度电子元器集中采购“骡马大会”，形成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不可逆转的趋势和自我扩张力量，带来了高新技术产业崛起。此后从1999年起，深圳开始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极大推动了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2009年创业板在深交所开市，提高了科技资源流动和市场价值实现，促进了高科技投资良性循环。

第三，市场制度体系不是没有政府，而是要有政府提供公共品服务，着力维持市场秩序，防止“劣币驱逐良币”。政府应聚焦以规范的制度体系降低科技市场制度性成本，纠正创新系统失效领域，释放市场对创新创业的正向激励，形成良性循环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颁布了《深圳市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价格管理条例》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或法律条文，保护合法权益，促进市场规范交易。此外，政府结合城市发展节奏、电子市场升级步伐，多次对华强北电子市场更新改造、交通疏解，推动了华强北城市形态由老旧工业区转向更具承载力的商务中心和创客基地。即便是对创新的财政补贴，深圳市政府也于2013年专门制定科研资金投入方式改革方案，更多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让商业银行、风投机构等市场主体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适当发挥补充的作用，利用政府信用，激活社会资本，引导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三、深圳科技市场支撑了创新产业排浪式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圳在过去20多年中科技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创新产业一浪又一浪的发展，其实都是源于科技市场制度体系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因为政府规划。

一是科技市场衍变创造了创新供应链的全球优势。深圳科技市场从电子元器件市场起步，到高技术成果交易、科技型企业股权挂牌上市，一直承担了支撑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电子信息发展的关键角色。华强北电子市场的一个“三尺柜台”背后就是一个或多个珠三角地区的小微工厂，一个小微工厂就是一个创新创业的故事，数万家“三尺柜台”与小微工厂的集聚孕育了物流快递、技术交流和知识传播发展，引来了创意团队、创业投资和股权交易，逐步形成从创意设计、验证原型到快速产业化的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供应链。2012年世界上第一个专注于硬件创业孵化的HAX公司甚至把总部从硅谷搬到了深圳。

二是科技市场竞争使一种产业引发另一种产业。充分竞争的科技市场内嵌了残酷但却合理的“优胜劣汰”机制，使科技型企业必须依靠不断创新发展、不断拓展领域，以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这在中观产业层面上就表现为产业的不断衍生裂变、不断转型升级，而政府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只是顺势而为的结果。深圳以早年“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起步，介入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科技市场的竞争直接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链上不断升级，使华为、中兴等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同时电子信息向医疗服务领域延伸，形成以迈瑞医疗为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向航空航天领域延伸，形成以大疆科技为代表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向基因测序领域延伸，形成以华大基因为代表的生命健康产业发展；向充电电池领域延伸，形成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等。

三是科技市场繁荣带动了风险资本集聚和创新。华强北电子市场等市场的发展不仅降低了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配套成本，更重要的是为创新创业营造了环境，诱发了当时外资所主导的加工贸易企业管理、技术、市场等知识外溢，孕育孵化了微创新、小创新甚至是模仿“山寨”的大量中小微企业，而大量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应对竞争的创新发展、融资需求又引发了风险资本的集聚。1990年深圳成立的南山创业投资基金成为全国第一家风险投资机构，而后高交会、创业板的举办和设立，更形成了高新技术国际交流与风险资本“募投管退”的良好氛围。1999年腾讯公司就是借助第一届高交会平台，拿到全球信息产业领域最大风投机构IDG的风险投资，成为腾讯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一笔融资，而IDG当时仅看用户流量就投资的这个案例也成为本土风投机构学习借鉴对象。

四是科技市场交易催生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科技市场多层次、多元化蔓延发展，优胜劣汰，极大推动了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市场流动，形成了要素资源的合理定价。更重要的是科技市场不仅对成功的创新项目和技术兑现价值、提供激励，而且对失败的创新项目、技术仍然有用，它使创新投入不会变成一次性的“沉没成本”，而是使之成为一种迭代发展、可产生效益的社会资本。所以说深圳是依靠了科技市场，才使“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成为一种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文化现象。当年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的主要投资主体深圳赛格集团，当时投资的彩色显像管（赛格日立）、彩管玻壳（中康玻璃）、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项目均以倒闭或失败告终，但依靠科技市场的流动传递、消化吸收，这些项目成了技术源、人才源和管理源，为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四、启示和建议

由深圳创新发展案例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创新发展不可能是一日之功，更不可以杀鸡取卵。当前，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新不求真、急于求成不求实，“一哄而上”开展创新补贴和规划产业引领，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财政资源，而且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恶化市场环境，扼杀创新的系统性、连贯性与可持续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圳在发展中也不是没有犯其他地方政府所犯的同样错误，每年高达数百亿的财政补贴，同样产生着市场扭曲效应，削弱了市场对创新企业的竞争压力，甚至导致一些企业为了骗政府的钱搞假创新，制造大量“垃圾专利”，只不过深圳科技市场所发挥的正向激励已强大到足以掩盖补贴扭曲的负面效果，政策补贴已不能直接决定绝大多数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如果一个地区只搞政府规划、政府引领、政府补贴，而没有着力于市场制度体系的建设，创新转型最终会只是一句空话。

对创新发展的问题，政府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可以起到重大的作用。但这需要政府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于建设和完善科技市场制度体系，聚焦于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公共信用供给、违约失信惩戒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市场优胜劣汰、激励约束、知识传播等内在机制，筛选集聚真正的创新资源，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活力，这样我国才能最终引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发展演变。

（作者：樊纲 刘国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