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我参加了中财办布置“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讨论,题目是未来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战略,为十九大会议作准备。昨天,又刚接到参加今天会议的通知,讲基本国情与建议,我估计也是为十九大召开提供背景材料。今天会前刚刚看到关于基本国情的材料。这稿子讲了13条国情,还从国情“变”和“不变”的角度又讲了8条,讲得很细,很好。我没想好怎么谈基本国情,从哪个角度讲。临时抱佛脚,我想如果从人的思维的分类角度,怎么概括?无非是几个角度:人和自然的角度,讲生产力阶段水平,创新等;人和人的角度,讲社会文化,软实力;从人群的治理角度,讲政府功能与执政党;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角度,讲国际政治和贸易;从人本身所处的经济社会角度,讲资源配置方式特征,等等,不同的思维分类方式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概括国情,包括新国情。这些我没有进一步展开想。不管怎么表述,我想是为十九大文件作参考,应该有高度、有趋势感、要简洁,而不是就迄今国家各方面具体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归纳。下面我讲三点。
一,关于国情
从动态角度讲,应围绕从现在到2027年,即19大召开后的两届党代会时间,或者到2030年左右、“两个一百年”、“中国梦”这些目标、这个时间角度去思考。我们曾经提出全面小康社会,下一步怎么提法?怎么思考法?我认为,是应基于这个角度去认识国情。
1,中国已经是世界“老二”,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9年以来已经是连续第八年世界第一。可以说,这是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后,中国真正开始了又一次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讲一个主权国家的国情必须要讲的最大的国情。尽管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是个长期的过程,但这是世界性的历史趋势,很重大。现在,不管是朝鲜半岛安全问题也好,欧洲经济复苏问题也好,世界上不管有什么大事件,中国不参加似乎不行。世界需要中国参加,当然中国也需要去参加世界。中国影响世界才是刚刚开始,上一轮转折是1840年前后还是再往前推多少年,我没去详细考证。那时我们到底有多大影响不太清楚,那时的交通、运输、信息也不发达。按照在世界经济史圈中有名的叫麦迪逊这一美国经济学家写的书,很多也被全世界专家引用的资料看,起码我们这代中国人看到了中国在19世纪30、40年代开始,是个重大的转折。
2, 瞄准中国梦,瞄准“两个一百年”,或者说瞄准民富国强这个目标看,当今的国情,我认为,可持续性基础不牢靠,这是我的又一个大判断。
刚才说近40年发展很快,这是从发展速度讲。但是从瞄准“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实现“中国梦”,民富国强,要进一步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国情,从近200年来中国又开始影响世界历史的进程角度看国情,目前的可持续性基础不能说很牢靠。否则,就不需要深化改革了。这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国家治理上,仍然没有实现我们党提出的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大家想想是不是?为什么不牢靠?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去依法治国。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想法,但是落实得还不够,还没有完全落实我党自己提出的这样的手段和目标。原因是什么?目前很大程度上是靠拨乱反正,或者说是靠在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威权在治理。不管在征地、城市化、教育、卫生、生态、国企改革等方面,包括法院、高检系统,咱们静下心想,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依法治国,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欠缺,存在不少问题。
二,今后5-10年的国内外环境(到2027年)
只有真正认识国情,才能知道我们接下来干什么。现在是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离开了全球化就要过穷日子,想在全世界争当第一,就要深切了解国情。基于以上国情,就今后5到10年两届党代会之间的国内外环境谈,无非是两点:一是国内谈自己,一是谈国与国之间。
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除爆发战争、重大的自然灾害等重大的因素之外,根据现在各国经济发展潜力,按照历史数据外推,世界上很多著名智库早已经判断,到2030年左右,中国经济肯定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但是这更多的是按照历史数据的外推,包括国内有些专家对中国未来的预测,也是根据个别发达国家和“四小龙”某一阶段的人均收入基础,推出多少年后可以进入更高的人均收入发展阶段等情景进行类推的,都是对过去式的总结,是数据的外推,是割舍了一国国内外环境“特有背景”的详细分析。
2,中国能成为第一强国,这是一种逻辑分析,仅仅预示着一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必然性。不是专家说什么样未来就一定会是那么样的,这是两回事。发展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重大的不确定性。哪些不确定性是重大的?
第一,全球新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势头是必然的,不管我们怎么反对,我们的主观代替不了客观,全球化部分的倒退是必然的。这一轮美国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经过10年到现在,慢慢已由各国的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这是必然的。因此美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进行捣乱也是必然的。美国一些战略家、外国学者比我们早很多年就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变为老大。因为人家毕竟是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过来人”,人家是个“老人”,我们才刚刚“长大”。人家的研究实力也雄厚,看世界的发展趋势比我们老成多了。同样,看到在大国兴衰更替中,有人阻碍、捣乱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也是必然的。对此,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判断。在美国,不管换哪个党,哪个总统,在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这是美国至上这一国家利益的需要。面对这个情况,我们的对外政策核心,关键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克服修昔底德陷阱。历史上确实没有不经过战争完成大国兴衰更替的。除了美国跟英国。就是美国跟英国还是经过了长期的博弈、讨价还价,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才真正宣告美国取代了英国。何况,中美意识形态不一样,价值观在全球和中国又不同的情况下,这个陷阱能不能过?怎么过?这是中国在世界崛起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到“两个一百年”之前对外关系的核心。
第二,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肯定能成为世界第一,这是逻辑分析和数据外推的结果。但是经济上到底能不能成为世界第一,在短期内,涉及我们现在的资产泡沫能不能化解,系统性风险能不能释放。最近中央政治局特别强调金融问题。说明最高层领导是充分认识了中国当前金融形势的险情,并不是个别专家去年7月8日当着总书记说的,中国不会爆发危机。我当时向总书记汇报说,中国肯定不会爆发像美国那样的危机,但是已经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没有爆发,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大量的货币在托着,货币供应没有回归正常。最近,稍微加强些金融监管,大家马上就感到金融市场有些震荡了。我认为从潜在因素分析中国经济长期没问题,短期问题没解决。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会不会影响长期进程?现在还看不清楚,还在摸索中间。我不希望“一行三会”四个监管部门,原来是争先恐后去创新,现在是争先恐后加强监管,不讲监管协调,这些做法都是很危险的。中国目前的金融形势,如果四个部门各顾各的去加强监管,不讲协调与节奏,市场马上会出事,这是很简单的事。所以从短期看,现在还在调整、转型过程之中,处理不好会影响我们的历史进程,影响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的进程。
第三,长期看,能否挖掘增长的潜力?换句话,如果撇开短期因素,假设能渡过短期问题这个难关,长期看挖掘增长的潜力靠什么?关键是经济体制与机制。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的关键又是什么?就是改革。我想对此大家都能接受,认识是一致的。现在一些问题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最后,原因就是改革没到位。这是我想从经济问题引出的结论:最后是改革。
第四,经济体制与机制等这些改革问题的解决,从纯经济角度分析,答案又都不难做到,纯经济角度分析也没有什么大事。这也是有些外国专家为什么判断中国必然崛起的信心所在。我在三四年前有些场合讲经济形势时也说,从我们的人口、市场、外汇储备、地区差异、城乡差距等,即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几个因素分析,中国目前是全球前五大经济体中绝对的高增长,没有一个大国可以跟我们比。我们跟小国比没有意义。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今后5到10年中国肯定是老大,因为从增速趋势国际比较中大家可以看到。所以从纯经济角度分析,答案不难找到。问题是怎么实现?当要真正解决这一系列经济体制与机制问题,一点一点寻根究底,一点一点剥皮分析,剥到最后,概括说,关键是政治,是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各种领导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执政党意识,真正全面的实现依法治国。
三,战略建议
面对这样一种国情,面对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环境,我们总的战略应该是什么?我通俗讲,“稳住世界,争取时间,把自己的事办好。” 稳住世界,稳住外面,是为了自己。用《毛主席语录》里的话讲,这既是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求,也是真正对人类做出的最大贡献。因为14亿人口大国,如果能持续长久的快速发展,又是以东方文化作基础,强大了不会去搞侵略,强调双赢互利,让点利,当这样的国家成为大国,肯定是对人类是个大贡献。
1,在对外关系上应怎么搞?中国已经和过去不同了,你想韬光养晦,无非就想让人家不关注你,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已经是“老二”了,被人家关注,被人家盯住,那是必然的。当时楼继伟当中投公司董事长时,我说中投已经是“死老虎”了,应该悄悄再建立一个中投公司,那么多外汇应偷偷出去干。那个时候还没有提“一带一路”。当时1千亿美金的中投公司,共产党的资本在海外投资,外国情报部门全盯着你。当时我建议,应该与英国人、美国人、台湾人合作,拉着民营企业一起出去“玩”(投资)。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马上就要开了,就是要在全球寻求更多的合作者,更多的投资机会。
战略明确后,在具体策略方面,要讲究中国人“道”和“术”的区分。“道”,是稳住世界,争取时间,通过进一步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来发展自己。现在有些人在讨论一些重大判断,譬如,现在还是不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认为这是动态的,不是必然的,但是可以争取的。稳住世界以后,这个战略机遇期还是可以延续的。“术”应该是“以斗求和”,“斗而不破”。主要是和美国斗,台湾或者“金胖子”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从罗马帝国史或者大国兴衰史看,世界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最重要。而且,斗来斗去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在“斗争”中,应该是认识到,唯有在改善自己的治理体系中才能稳住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与利益。在斗争策略上,在“术”上,应是真真假假,声东击西,让小利求大和。不让点利,大的谋略是实现不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太知识分子化,不要太书本化。要充分利用中国古人春秋战国的合纵连横计谋。
具体对于国际体系和秩序的治理,应该顺势而变,水到渠成,力求渐变,而不是突变。不求咄咄逼人,不求把人家逼到墙角,应求被人推着走的感觉和状态,结果可能反而是事半功倍。咄咄逼人,不给人留余地,反而是事倍功半。比如说人民币国际化,我们有些专家说得太多了,心里明白,抓紧干就是了。要知道,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是两代人的事,急不得。又比如今天我们说的G20,大家想想,二十年前全球重点不是讲G20,是讲G7、G8的,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大的变化,拉我们进G20?就是美国没钱了,实力在下降,这个逻辑要想明白。看看罗马帝国史,看看大国兴衰史,看看从G7到G20的变化就会明白,历史的进程不是突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有些事不是一代人的事,是两代人、几代人的事,短期内着急不得。
讲到国际秩序,要会利用崛起中的中国实力去稳住一些国家。要用一些经济利益拉住欧盟、俄罗斯,稳住日本。对于日本的民族仇恨我们心里都有,但是为了长远利益,对它到底是稳住好还是挑起矛盾好?要想明白。如果能稳住他20年,中国再发展20年,像现在量子计算机、超音速等高科技继续快速发展下去,不用我们自己大张旗鼓去宣传,你看日本,他自然会慌。现在他急的要变成一个主权国家,是因为他也已看到美国在往下走,中国要起来。因此,我们从战略上一定要明白,欧盟、俄罗斯、日本、东南亚这些国家能争取的就争取,不管是哪个国家,围着“一带一路”,形成统一的利益汇合体,把大家的利益绑在一块,对全球化和中国发展有好处。对此我曾经还建议过,针对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海边的威慑,我们可想些办法,拉美国前几大跨国集团公司,全球著名的公司,给点好处,最好都能分别搬到我们的沿海城市,形成你我之间的犬牙交错,你要动手,你的利益也在这儿,你敢怎么样。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要在克服修昔底德陷阱方面有些战略性动作,确保中国的崛起外部没有障碍,内部的事我们自己办好。内部的事没办好,不争气,那只能怪自己了。
2,在国内治理实践方面,要重视新的提法,新的口号,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重视改变体制机制的政策策略和措施,重视接地气、抓落实这一工作作风的转变。治理转轨中的大国,而且改革已近40年,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真正到了深水区,大的原则也说了不少,现在重要的是观念要真正转变,工作要实,管理要细,措施要接地气。切忌决策教条化、书呆气,简单照搬外国模式。工作应该不求面面俱到,要抓重点。突出工作重点,突出阶段重点,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今年发改委关于体制改革的一个文件,其中“总体要求”的第一段话,大家可以去看看,多达540多个字,整整排了一大页,一大堆修饰词,一大堆排比句,似乎哪句话都重要,哪句话都不敢不写。但是哪句话是重点?这很要命。习总书记就喜欢这样吗?我想他的性格是不会喜欢的。
写文件的不要太关注不断去创新新口号,新提法。只要意思准确表达、通俗就完了。另外,对于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战略、任务、政策、措施等等,这一切固然都很重要,很有必要,需要统一全国意志,振奋人心,统一行动。但是,是不是要在文件中全部和盘托出,都写入文件,向全世界宣言,向全世界宣示,有必要吗?我认为应该注意内外有别,尽量避免刺激旁人,被人夸大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反而引起对中国自己不利的因素产生。
国内的问题,突出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能不能把社会稳住,经济面是基础,结构调整是关键,中国经济结构必须成为像1900年左右美国崛起时“三驾马车”的经济结构。大国经济结构必须追求国内消费为主的结构,投资和出口是为辅的,这是中国要追求的。只有形成这样一种结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就稳住了。现在是稳不住的。当然,大国经济结构形成国内巨大消费市场为主后,增长速度可能就下来了,不可能像现在这么高了,也就是4%左右甚至不到的水平,对此要有思想准备。
(此文为作者根据在2017年5月11日下午国务院参事室召集的“基本国情再认识与对国家发展的新建议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