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正在发生阶段性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有什么不同的特征，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备哪些条件，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如何通过改革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关于经济发展质量，迄今仍缺乏一个标准的学术定义。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并不涵盖发展质量的内容。那么如何理解发展的高质量？从经济学意义上，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讨论发展质量。在微观层面，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这方面，我国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在中观层面，主要是指产业和区域发展的质量。总体上说，我国产业价值链偏低，仍主要集中在加工组装区段，区域空间资源配置效率也还不高。在宏观层面，主要是指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率，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去表达。

从投入产出关系看，高质量发展应该是生产要素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的发展状态。还可以从供给、需求、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经济循环等视角去讨论，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高质量收入分配、高质量资源配置、高质量经济循环。从相对概念看，如果一个经济体国际竞争力强，竞争优势明显，发展质量相对就高。总之，现在还难以找到一个标准的学术定义。

高质量发展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处在结构快速变动期，评判高质量发展不能简单以成熟经济体“标准结构”为依据，比如用钱纳里的标准结构作为参照。中国还是一个大规模经济体，高质量发展需要有相对完善的衡量标准。研究高质量发展还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影响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从根本上说，要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还在于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征

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会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

（一）从高速增长阶段“数量追赶”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追赶”

改革开放初期，从短缺经济起步，老百姓买东西都要凭票证，供给严重不足，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数量缺口”。经过近40年的发展，“数量缺口”基本填满了，现在几乎所有的领域都过剩。但是，“质量缺口”依然很大。从微观层面看，产品和服务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从中观层面看，产业价值链主要在加工组装环节，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品牌在价值链中占比较低。从宏观层面看，全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这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我们填补“数量缺口”用了30多年时间，填补“质量缺口”大致也要用30多年，这就是到2050年的目标，在时间上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大体是一致的。

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增速换挡。本世纪经济增速的最高点是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度增长率达到14.2%，到2017年下降到6.9%，增速回落7.3个百分点。再看季度增长率，2007年第二季度是14.8%，今年第一季度是6.8%，下降了8个百分点，回落幅度应该说是很大的（见图1）。引发经济增速换挡的外部因素是国际金融危机，但最根本的还是内生的结构性变化。

图1  中国本世纪以来季度增长率的变化

从供给端看，主要是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深刻变化。以劳动力为例，2012年以来，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逐年减少，每年要减少三四百万人，去年减少548万人。放开二孩后，新增人口远没有达到预期，引起学术界的一些讨论。现在看来光放还是不行的，还需要研究激励性政策。

从需求端看，就是“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2013年以后，城镇常住人口住房户均达到了1套房，房地产市场供需进入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区域性矛盾依然突出的阶段。2014年每千人拥有汽车超过一百辆，去年汽车保有量超过2.1亿辆，城市居民为8.13亿人，如果假设汽车都集中城市，差不多每4个人就有一辆车。这两年汽车的销售增速明显回调，这也反映了市场供需的变化。

经济的阶段性变化，表面上看是增速换档，背后是结构性变化。主要是需求结构正向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方向转换，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追求“好不好”。服务消费比重已经大幅提高，但是供给端还是庞大的制造业，供需显然有错配。从理论上讲，供给应该随着需求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厂房、设备、土地、劳动力应该从过剩的领域退出来，进入到有需求的领域。但在现实中，退出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什么原因呢？有人会说是不是劳动力安置有困难？过去这往往是一个共性问题。但现在可能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劳动力供需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只要你有技能，安置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新的问题是，企业的负债谁来买单？你让银行买单吗？现在许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不像90年代后期，当时银行的坏账都切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去处置，等于从这个口袋装到那个口袋。当时叫政策性破产，现在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处置，这就会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

（二）从高速增长阶段“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阶段“结构升级”

为什么规模扩张走不下去了？因为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陆续达到峰值。国际经验也是这样，比如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结束以后，传统产业都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日本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拐点发生在1969年，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的高速增长就结束了。韩国大体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也结束了高速增长。中国在2007年应该是增速换挡的拐点，2011年以后中国就结束了两位数增长，也就是结束了高速增长阶段。

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拐点以后，人均钢材消费量增速基本在零增长附近波动，也就是说市场需求饱和了。日本钢铁生产峰值是1.3亿吨。中国的钢铁产能多大规模呢？根据官方数据，产能为11.3亿吨，产量接近8亿吨。中国历史上“大跃进”时期是全国动员搞钢铁，实行“以钢为纲”的工业化路线。文革结束后，钢产量大约是3800万吨，1982年宝钢建成后达到4000万吨，现在产能超过10亿吨，产能扩张速度实在是难以想象。现在问题反过来了，钢铁产能过剩了。

从日韩的经验看，重化工业规模收缩以后，用电量的需求也迅速回落。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发电装机超过17亿千瓦，过去几年一年几乎新增1个亿的装机，这也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数字。现在发电装机也多了。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淘汰、停建、缓建煤电产能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强调，要“淘汰关停不达标的30万千瓦以下煤电机组”。

同样，根据日韩的经验，拐点以后汽车保有量的增速也在大幅度回落。中国汽车保有量的增速也已经下降，拐点发生在2010年。如果逐步逼近零增长，汽车保有量就饱和了，以后的需求主要是更新换代，保有量不会再扩张了。现在有超过2亿辆的保有量，峰值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可以测算，但是保有量的增速已经开始下降了。

我们说“结构调整阵痛期”，痛在什么地方？传统产业扩张已经没有空间了。以钢铁为例，已经去产能1.7吨，出口又很难出得去，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对钢铁反倾销，美国也是首先拿钢铁开刀。我们再靠铺摊子搞扩张的模式走不下去了，这就逼着你转向“上台阶”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要提升产业价值链，提升高附加值价值链区段的比重。以后的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调整不同价值链区段的比例关系，这与高速增长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三）从高速增长阶段“要素驱动”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

为什么要素驱动不行了？因为要素的供需发生了变化。以前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了。土地供需日趋紧张，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67%。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原油价格开始回升，现在已突破每桶80美元，机构预测很可能要超过每桶100美元，进口原油成本会大幅提高。不仅生产要素的供需发生变化，而且近几年要素生产率增速总体上也呈现放缓的态势，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资本的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都在放缓。而且，要素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见图2、图3）。所以，转向创新驱动最根本是要提高要素生产率。

图2  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与中国差距

图3  中国和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挑战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已开始积累一些条件，当然也面临很多挑战。

（一）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条件

1、经济结构重大变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

过去几年，最终消费贡献率逐年上升，2013-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56.2%，高于资本形成12.4个百分点，2017年最终消费的贡献达到58.8%，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向消费驱动转换。今年中国的商品零售市场可能会超过美国，这是重要的结构性变化。与需求结构变化相适应，2017年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消费贡献率上升、服务业占比提高，增强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从过去几年的增长曲线看，尽管增速在缓慢下降，但是增长曲线非常平缓，不像过去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速的波动非常大。这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

2、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市场驱动力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已形成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现在一般认为已经超过4亿人口。这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国市场有很强的吸引力，就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而且它的成长性很强。当然中等收入的标准是什么？是用相对标准还是绝对标准，这在学术上有很多研究，不同的标准得出的规模也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对商品的品质、质量、品牌有更多的偏好。这是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逼迫企业去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如果不提高质量，就会用脚投票。这个力量比政府去推动要强大得多。

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有效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两年，钢铁、煤炭去产能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房地产库存明显减少，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有效扭转了供需形势，改善了工业企业利润和市场预期，而且有效增强市场功能，优化了存量资源配置。过去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开始回升，扭转了金融危机后的下行态势，这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

4、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2017年中国的R&D强度已经超过2.12%，比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还高，其中78%是企业的投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创新指数世界排名升至第22位，比2013年提升了13位，成为前25名中唯一的非高收入经济体。这些年，独角兽企业的数量逼近美国，而且差距很小。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等一些新兴领域，正在进入国际前沿地带。特别是移动支付领域发展尤为快，得到国际上很高的评价。这在以前很难相像的，反映了技术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

5、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最根本的就是靠改革开放。过去4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提高了多少倍？不可想象。这个魔法的背后就是改革开放。因此，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法宝也在于改革开放。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对改革开放最好的纪念就是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推进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特别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这将有效改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将面临许多这个阶段特有的挑战。

1、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发展方式惯性大

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发展模式，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惯性，很难在短期内换轨。过去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投资和出口拉动，根本原因就是资源和要素过度向投资倾斜的体制机制。比如工业用地变相搞零地价，劳动工资偏低，贷款利率也偏低，加上普遍搞税收优惠。这种发展方式持续到今天，矛盾越来越突出，最典型的就是投资效率下降。从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看，也就是每新增一块钱GDP所需要的投资过去几年在逐年上升，这反映了投资效率的下降。从其他指标看也一样，比如每新增一块钱GDP所需的贷款额也在上升，这就是效率的下降。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要保持产出的稳定增长，就需要更多的投入，这就会增加负债。所以，近年来宏观杠杆率迅速攀升。从国际清算银行数据看，中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所列43个经济体中宏观杠杆率上升是最快的，甚至比希腊还快（见图4）。这是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根源。“树不能长到天上去”，负债能无限上升吗？

图4  2010-2015年期间债务/GDP变化

2、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从实体经济领域看，主要表现为供需结构错配。受到体制和机制约束，供给结构调整跟不上需求结构升级，形成了无效的供给和资源沉淀。由于实体经济的供需错配，导致实体经济效率下降。从上市公司净资本回报率来看，过去几年增速都在放缓，这就导致金融资源不愿意向实体经济流动，造成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失衡。而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比实体经济高，金融资源过度向房地产聚集，进一步造成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2016年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增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重接近40%，如果加上开发性贷款差不多是50%（见图5）。2017年，尽管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按揭贷款还是占到新增贷款的30%。更重要的是在银行信贷中，有就免了70%是以房地产和住房作为抵押的，一旦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对金融系统会将形成很大的冲击。

图5  个人购房贷款增量及其占比（2012-2016）

3、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不平衡，既表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有非常先进的生产力，比如智能制造，也有很原始的作坊，产业链条很长，也表现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生态不平衡。从区域发展看，从黑龙江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线，这叫胡焕庸线，这条线以东南国土面积占43%，却拥有94%的人口，而这条线以西北国土面积占53%，仅有6%的人口，这体现了地理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人均GDP省际差距还非常大（见图6），这就是区域差异性。过去一个时期，区域差异总体上符合“库兹涅茨倒U曲线”，先扩大后缩小，但近年来又有所扩大（见图7），会不会出面双倒U曲线呢？这是值得观察的。以前区域差距主要表现为东中西差异，现在南北差异也在扩大。南方经济相对活跃，而北方的东北、华北、西北的省区多为资源性省份，重化工业比重比较高，市场化程度低，结构调整迟缓。现在北方一些省份人才等优质要素的流失比较严重，有人说兰州大学流失的人才可以再办一所兰州大学。而南方一些省份经济循环比较良性，财政收入状况较好，就想办法吸引人才。这种差距一旦形成，我觉得很难扭转。还有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主要是市场竞争不充分、效率提升不充分、动力转换不充分、制度创新不充分等等。

图6  2015年全国各省区人均GDP分布

图7  中国区域差距的变化（1978-2016年）

4、体制机制制约依然比较严重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不清晰，政府哪些不能为，哪些必须为，边界不清。传统体制下政府无所不包，现在要尽可能将资源交给市场配置，可能会遇到或明或暗的阻力。财税、金融和土地制度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资源要素价格扭曲，资源环境压力没有通过价格信号传递给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还不到位，非公经济缺乏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等等。

5、政府管理方式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数量追赶”阶段形成的一套特有的管理方式，比如圈地搞园区、大规模搞绿地投资、招商引资层层下指标，地方干部驾轻就熟。现在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往往无从下手，如何对标国际标杆提升质量标准，政府绩效如何考核，政绩如何考核等，还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路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方向，增进市场功能，提高治理水平。

坚持问题导向，就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出发，经典经济学对高质量发展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如果只从概念出发的话，就会脱离实际。要把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梳理清楚，然后再对症下药。比如，产品和服务质量不高，主要是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创新能力还不强，体制因素又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滞后。

突出重点方向，就是要抓住体制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格局这个关键。比如说打破垄断，不就是要突破既有利益格局吗？要着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对已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这必将是更艰巨更复杂的深层次攻坚。

增进市场功能，就是要继续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竞争，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高质量发展本质上就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经济发展质量自然就提高了。

提高治理水平，就是要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在金融监管、多规合一、商事制度、市场监管、生态保护等领域，加快内部职责、业务整合和流程再造，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停止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同时，还要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指标、政策、标准、统计、绩效、政绩考核体系。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对策

1、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过去一个时期，作为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借鉴日、韩等国家经验，政府主导制定产业政策，对推动产业扩张和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产业政策效果并不完全如意，政府选产业、定项目，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比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是产业政策培育出来的吗？产业政策还带来诸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有竞争，才有创新；有竞争，才有效率；有竞争，才有质量。高质量发展必定是竞争的结果。

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最重要的是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政策进行审查，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加强对新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并逐步修订妨碍公平竞争的已有法律法规和政策。

2、完善产权制度

产权和所有权有什么区别？所有权是绝对或普遍的权利，产权则是相对的权利。产权比所有权有更广的外延。产权既包括物权，还包括股权、债权、专利权、商标权、名誉权等其他权利形式。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没有清晰的产权就没有交易，更谈不上搞市场经济。只要产权界定清楚了，无论谁拥有所有权，资源配置效率都会提高。与此同时，无论所有权怎样得以清楚的界定，只要产权不清晰，资源也难以得到有效配置。

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比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没有变，但是经营权、使用权、交易权分离出来了，就极大地激发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篱笆还是那个篱笆，以前就是吃不饱，现在粮食库存超过一年的产量，根本上就是产权激励起作用了。

既然产权如此重要，搞市场经济一定要严格保护产权。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明确要“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这件事如果做实了，就会起到强大的市场预期引导作用。

3、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商品基本都市场化了，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均在98%以上，但生产要素还远没有市场化。比如土地，城乡土地还是双轨制，农村土地要进入市场，要先征收为国有土地，城市土地的一级市场由政府垄断，二级市场才可以交易。劳动力城乡分割，农业人口要在城里落户很难，劳动力市场也没有完全统一。利率也没有完全市场化，现在大客户可以跟银行议价，但现在的利率还不是有风险溢价的利率。技术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健全。新的生产要素，比如信息数据，公共信息资源还是部门分割，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和共享。

生产要素要实现市场化，就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区以外，逐步放开城市的户籍。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使资金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领域。要素市场化最难的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现在最重要的是推进“三块地”改革。要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公平补偿被征地农民。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制度，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明确资格权权能，允许流转、抵押、长租。推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进入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转让使用权，与国有建设用地享有平等权益。

4、完善科技创新体制

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关键是要落实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人的脑力劳动、知识的投入算不算投入？如果算投入，那么无形投入和有形投入（单位的科研设备、场地等）结合起来形成的成果，能不能分享部分产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但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仍然不强，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问题的核心在于科技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最根本的是产权激励机制不到位。现在有些地方正在探索，按照“确权在先”的原则，事先确定职务科技成果的权益分配。这项改革有利于解放科研生产力，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支持创新的方式也要调整。以前处在追赶阶段，追赶是有目标的，技术路线也是明确的。现在有些领域已经接近国际前沿，就像任正非说的已经到了“无人区”，这个时候创新主要靠试错。谁去试错呢？企业去试错。政府对科研的支持方式，也要从事前投入逐步转到事后奖励。对创新活动的支持也可以从供给端转向消费端，通过促进消费激励技术创新，使企业形成良性循环。

5、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基础教育最重要的是创造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促进教育资源分布更加均衡。高等教育主要是转向创新型教育和能力素质型教育，过去主要是知识传输型教育，转向创新型教育对体制要求与过去也是不一样的。教育改革还要有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如果没有纵向流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活力。

6、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

空间上如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是要加强网络化建设，建设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然后以轨道系统、高速交通系统连接起来，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就会明显提高。国际上有活力、竞争力强的区域，大都是城市群和大都市圈，比如纽约湾城市群，日本京滨城市群、英国伦敦大都市圈，这些区域都是经济活力最强的，也是空间效率最高的。要有效推动城市群发展，需要大规模投入，也需要创新城市建设的投融资机制。

7、有效应对污染物排放峰值期的挑战

我国现在正在进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期，能源资源消费在陆续达峰，这个时期的环境压力就特别大。生态环境过去是外部因素，没有引起重视，高质量发展要将外部因素内部化，需要强化对生态环境体制改革。比如，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要让人去植树造林，能不能允许自然人或者法人承包生态用地，所有权是集体或者国家的，但是赋予他们更长期的使用权。塞罕坝经过几代人的植树才形成了森林，这表明，必须赋予更长期的使用权。还要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比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还要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8、进一步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开放

中国营商环境排名比较靠后，跟服务业的效率低有直接和间接关系。服务业效率低，是因为开放度不高，当然也有政府审批流程过长的因素。要改善营商环境，就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服务业开放，金融首当其冲，已经宣布了一系列开放举措。比如，银行和资管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取消，内外资同等待遇；证券、基金、期货、人寿保险的股比可以到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下一步医疗、养老、幼育还要扩大开放，这对改善营商环境会起到积极作用。

9、健全风险管理体制

我国已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过去一个时期，资金成本低，信用迅速扩张，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都在加杠杆。杠杆率过高就会向金融部门传递，再遇到外部冲击，就会形成叠加效应，然后外溢到社会部门，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杠杆率高，比较突出是企业部门，企业杠杆率在全球位居前列。政府部门显性债务并不高，但有大量的隐性债务。居民部门的债务近年来上升也很快。健全风险管理体制要强化监管机构职能，要长牙齿，铁嘴钢牙可以咬硬骨头。还要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微观层面还要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总之，要让风险管理能力建设跑赢风险累积速度。

10、完善政府激励机制

调整以GDP为导向的竞争激励机制，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理顺“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体系。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调动释放各方面改革创新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