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展理念角度回顾40年改革开放经验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仅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总量高速增长，也体现在改革开放发展共享同步、经济结构深刻变革，以及区域经济逐步走向协调等方面。从这个更综合全面的角度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也能够为东北地区再振兴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发展共享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以年均9.5%的速度增长。一个长期持续而不是周期性的高速增长，必然同时具备必要的体制机制条件和生产要素供给条件，以便把潜在的增长源泉动员起来并予以有效配置。前一条件要通过不断推进的体制改革来创造，后一条件则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继承的历史遗产相关。

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劳动力未得到充分利用，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市企业严重冗员。与改革的起步同时，中国进入一个特殊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而非劳动年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当时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还不懂得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因此，无论是就业不充分这个计划经济的体制遗产，还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过快这种人口状况，都被看作是一种负担。然而，按照调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逻辑，事后看来，改革将这个时期的资源禀赋转化成了高速增长源泉。

重新审视经济改革过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问题导向主线，即通过拆除体制障碍，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富余职工退出低效率的岗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经济活动之间流动，不断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应用这个逻辑，我们能够恰如其分地评价一系列改革的重要意义。例如，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废除人民公社体制从根本上解除了农民自行配置生产要素的束缚；票证制度的取消使转移劳动力进城居住和就业不再面临有形的体制障碍；旨在打破“铁饭碗”的国有企业就业体制改革，开通了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领域配置的通道。

由这一系列改革推动的资源重新配置，不断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企业冗员和新成长劳动力得到更具生产性的使用，把“社会负担”转化为增长源泉。首先，把人口红利实际转化为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劳动力充分供给和质量改善，以及重新配置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其次，资源重新配置同时意味着产业结构按照生产率提高的方向进行调整，农业劳动力比重显著下降。最后，就业扩大也保证了劳动者收入的持续提高，实现了改革发展成果为城乡居民共享。

      二、对外开放兑现人口红利

正如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复合词一样，改革与开放遵循相同的目标，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得到推进，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早在1979年邓小平倡议建立了经济特区，随后又开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1986年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国地位，及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全方位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改革把劳动力富余和就业不充分的压力转化为人口红利的同时，开放将人口红利转化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兑现为实际经济增长。1978-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以13.0%和11.6%的年均速度增长，1983-2016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名义增长了136倍，成为公认的开放大国。20世纪90年代始在沿海地区得到迅速发展的外向型制造业，成为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中国制造业何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并获得国际竞争力？以往人们往往强调劳动力丰富这一资源禀赋。这确为事实，依据就是李嘉图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据此形成的标准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参与各方实际上是通过产品贸易，交换各自具有禀赋优势的生产要素。在很长时期里，中国城乡都具有富余劳动力，将这种禀赋充裕的生产要素凝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中，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即可赢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此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其实，只要问一问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更丰富，长期以来制造业却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就必然要涉及这个原因。即东南沿海省份具有更优越的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还有可以满足产品制造的工业配套条件，以及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等优势，因而这里形成一种聚集效应或规模经济。正是由于具备这种区位优势，沿海地区才得以把本地和中西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农业，更有效率地配置到制造业。

生产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比较优势必然是动态的。随着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普通劳动者工资也显著提高。劳动密集性产业必然感受到这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不可避免削弱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2003-2017年期间，伴随农民工总量增速逐年减缓，其实际工资以年均9.8%的幅度提高。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不能保持同步，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必然提高并向发达制造业国家靠近。这也就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

      三、创新打造东北版雁阵模式

根据东亚的发展经验，在先行的制造业大国遭遇劳动力成本提高，从而比较优势丧失之时，通常都是通过外资流向的变化，把制造业从这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例如，这个产业转移和承接先后经历过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再到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轨迹，被称为雁阵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在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劳动密集性产业会大规模转移到其他具有潜在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地区间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国内版雁阵模式。

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时间的相继性，发展水平也具有空间的差异性。进入21世纪以来实施的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等区域平衡战略，明显改善了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营商政策环境，吸引大规模投资流向这些省份，帮助从沿海地区承接劳动密集性产业，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式。不过，正如早期沿海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既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依靠聚集效应一样，扩展版的雁阵模式也不必拘泥于是否具有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特点。事实上， 201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区的90.6%和91.1%，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已经很小。因此，完全可以期待其他类型的雁阵模式出现。从理论上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可以定位为依据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的另一种雁阵模式。

归根结底，随着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资源禀赋必然发生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能永远保持比较优势。实际上，逐步把传统比较优势潜力挖掘殆尽，进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因此，雁阵模式终究要回归其国际版。“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应用改革开放发展共享实践所证明的有效经验，着眼于改善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互联互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正在培育这个国际版雁阵模式。从以上这些经验看，东北地区完全有机会创新一个规模经济版雁阵模式。从雁阵模式本意及变型版本的共性，可以得到以下启发。

第一，不应该过分拘泥于当前的生产要素禀赋特点，而应该把包括历史遗产在内的各种发展条件一并考虑。如果仅仅从发展水平看，中国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似乎还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潜力。然而，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正在加快丧失，而东北的人口老龄化更是处在加快阶段；另一方面，东北的装备制造业基础不是包袱，而是特殊的发展条件。显然，复制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必然不能取得期望的东北振兴结果。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确立不应该一概而论，而是要遵循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原则。从理论逻辑和中国现状来看，各产业之间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异，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依次为农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制造业，因而产业结构调整也必须按照相同的方向。具体对东北地区来说，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既不能误判误导，从装备制造业退回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制造业退回到低端服务业、建筑业或农业，更不能缘木求鱼，从农业规模经营退回到狭小农户。

第三，推进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是颠簸不破且有高度共识的道理。在发展新阶段上，经济增长的源泉归根结底要转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一方面，尚存的传统生产率潜力仍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予以挖掘，另一方面，新的生产率提高必须在“创造性破坏”中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正是这种不破不立原则，是东北再振兴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