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背景和展望。当时选这个题目有点忐忑，因为等十九届五中全会结束以后，大家就能看到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很快就可以验证我今天说法的对错。希望我今天讲的内容能够对大家理解这个文件有所帮助。

我介绍的内容大概分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背景，制定规划首先要看当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理解“十四五”规划制定的背景对于理解规划会有帮助。第二部分讲展望，这里不可能讲规划里出现的所有方面，仅就两个问题跟大家多分享一点。一是关于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二是关于改革，任何一次中央开会都非常强调改革，我想讲一下对于经济发展改革的看法。

背景1：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

首先来看一下“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我想先报告一个几年前做的研究成果。大家可能会问，几年前做的研究现在还拿来讲，是不是过时了？这是我们2015年做的研究，当时是为“十三五”规划做准备，对“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潜力做研究，也对2015年（“十三五”规划制定的那一年）到2050年经济增长的潜在速度做一个展望。任何对未来做预测的研究都面临着很大风险，因为未来那一天总会来到，到了那一天就会有人来算账，证实当时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道理。还好，过去五年的发展和我们当时的预测比较接近。我希望把我们做的方法告诉大家，我们做了什么假设，基于什么样的思考，请大家来判断我们这些假设是不是有逻辑，做的预测是否有道理。

所有的预测都没有办法控制未来可能发生的冲击。比如几年前谁都预料不到现在世界所面临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冲击会产生多大影响，现在也很难判断，比如说下个月美国选举，现在没有人会拍着胸脯说结果是怎样。美国选举会不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会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也不是那么清晰。所以任何做预测都会面临很多未知数。

    这里的图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按每季度年化的增长速度，基本是在不断下降。如果把2020年前两个季度数据放在上面，这个图看上去就会有点难看，因为第一季度我们是负增长，但是它不代表着常态，所以请主要关注之前的部分。

图：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速度

图：2020年的数据不代表常态

如果这个图告诉我们，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下降的趋势，那么会下降多少呢？这是我们希望回答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们多年前就开始考虑。比如2008年，很多人就在判断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怎样，也有一些很有影响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基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后发优势，听上去很有道理。什么叫后发优势呢？就是当一个经济体在增长的时候，它可以得益于更发达的经济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借鉴更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管理技术、科学技术以及各种各样先进的东西。别人好的东西我都可以学，别人犯过的错误我可以尽量避免。因为有了前车之鉴，使得我们有学习的空间，同时还避免走弯路。后发的国家因为这种学习和借鉴，就会有更高的潜力来增长。

    如果相信这个观点，对于我们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很有帮助。因为如果你离前沿经济体还有较大的距离，你的学习空间、后发优势可能就会大一点。当然也有理论认为，如果离经济前沿太远，连学习的能力都没有，那么你的经济增长就会很差。当你有了这种学习的能力以后，则离前沿的距离越大，后发优势越大，经济增长潜力也越大。还有一点，当你的资本积累水平很低的时候，资本边际回报率会比较高，经济增长速度也比较快。随着你越来越接近经济增长的稳态，再要实现进一步增长就比较困难。所以，种种原因都会带来所谓的后发优势。

    如果相信这些后发优势的理论，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说学习空间有多大这样一个测度，来作为预测经济增长潜力的依据。我们怎么来测度某个经济体和最发达的经济体之间的距离呢？用绝对差距数显然不大好，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变化，比如美国现在的人均GDP是65000美元，现在和美国差1万美元不是太大的差别。50年前的美国人均GDP比现在要低很多。如果50年前跟它的差距是1万美元，距离就很远。所以，如果现在跟发达国家的距离还用1万美元、2万美元这样的指标，就不是特别可靠，这好比你用一个不断改变的尺子来衡量距离一样。所以，我们要用中国的人均GDP和美国的人均GDP做一个比值，这个比值不受价格变动的影响，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值。用这个值来度量一个经济体和一个发达国家经济体的距离，就稍微可靠一点。

比较两个国家GDP，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汇率。因为我们的GDP是用人民币计算，美国GDP是用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按美元计算大概是多少，背后已经用了汇率来换算。用什么汇率比较合适呢？市场汇率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跟这个国家贸易部分有多大、可贸易部分相对其他部分怎么样有关系。对于研究经济增长的人来说，通常不喜欢使用市场的汇率，而是用一个能反映购买力的汇率，比如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什么叫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呢？比如中国的一个典型消费者，每年消费4万人民币，我们把他消费的产品、服务列在一个清单上，例如每年吃多少米，吃多少猪肉，吃多少牛肉，买多少鸡蛋，喝多少牛奶，消费多少汽油、住房等等，这个清单可以告诉我们其中每一项是多少量，甚至告诉我们它的质量如何，然后我们把这份清单的价钱加起来，总计为4万人民币。然后，我们来把这份清单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比如拿到美国去购买同样清单上的产品和服务，来计算一下大概要花多少钱，这就是一个可比的东西。同样一个清单上的产品，如果在中国大概花4万人民币，在美国花1万美元，那么1万美元的购买力和4万人民币购买力就是一样的，此时我们就说也许1美元值4块人民币，这就是所谓购买力平价汇率。

购买力平价汇率是有争议的，比如我们现在假定的是中国清单，不是美国清单，因为美国消费者的消费清单跟中国不一样，换一个清单得到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就可能跟着改变。但购买力平价汇率还是能比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跟另一个国家的相对生活水平，生活水平跟购买力有很大关系。如果用这个汇率，那么2008年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大致是美国的1/5稍多一点。刚才我们说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跟后发优势有关系，如果说后发优势是决定经济增长唯一的因素，增长潜力就跟你和发达国家距离有关。当你和发达国家的距离（也就是GDP之比）是它的1/5的时候，你的增长速度就确定了。这里说的是理论假设。实际上，一个国家增长不可能只取决于它跟发达国家之间有多大距离，还会有很多因素。但是我们为了能够做预测，做这样的假设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思路，那可以得出什么样的判断呢？

    2008年，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现在大概是1/4。当你的人均GDP是美国1/5的时候，你的增长潜力是多少呢？只看中国，我们不会知道答案，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其他国家、其他经济体，那些比我们发展水平更高的经济体，当他们的人均GDP是美国1/5的时候，增长速度是多少？我们列出这四个例子：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他们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1/5，分别是在1951、1967、1975、1977年,在那之后的20年里，他们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9.2%、8.6%、8.3%、7.6%。如果我们把这四个增长速度拿来平均一下，应该是超过8%。所以在2008年做出了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未来还有20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窗口内每年可以平均增长8%。如果接受刚才那个假设，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说法。

    当时这个说法很有影响力，道理既简单也诱人，所以很多人都相信了。正是基于此，我们做了一些政策的决策。比如2012年十八大文件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全面实现小康，就是要在2010年和2020年之间实现经济体量加倍。十年加倍需要每年平均增长7%左右，按照刚才的说法能达到8%，所以我们对7%的增长肯定更有信心，因此非常有信心地制定了这样一个目标。但后来发现，实现这个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今年是2020年，可以检查一下，目标基本实现了，但差了一点点，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可能差不多就实现了。但是为此使出了“洪荒之力”，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刚才说的逻辑听上去特有道理，为什么跟实际情况不一样呢？不仅没有实现8%，实现7%都用了很大的劲，说明肯定是在某些地方出了点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决定经济增长潜力唯一的因素是后发优势，而对后发优势的唯一度量就是跟发达国家有多大的距离，这个假设显然就有问题。影响经济增长潜力的肯定不仅仅是后发优势，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我们假定度量没有问题，那么影响经济增长的除了后发优势、跟发达国家的距离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因素？当然会有很多很多，这又会让我们陷入另外一个问题。刚才只考虑了一个因素，如果把各种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拿来列一个清单，那可能会是厚厚的一本书。影响经济增长因素很多，即使只把人们认为重要的拿出来，也可以写满满一页纸。如果我们要把纸上的每一项都分析一下，说这个或那个对于经济增长会有多大影响，那就没有希望得出答案了。有那么多可能的影响因素，做不到每个都量化。

    此时需要有一个权衡。一个办法是只考虑一个指标，看看跟发达国家有多大距离；另一个办法是把所有重要指标都考虑进来，这又做不到。那么有什么中间办法吗？既要考虑足够多的因素，又不能考虑得太多，使工作做不下去。所以2015年我跟一个学生做了很多尝试，找出哪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再用一定的数据来说明剩下的因素。

首先我们是看劳动力。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和这个国家的劳动力现状及其变化趋势和速度有很大关系。如果国家正处在人口红利期间，年轻人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能够参加劳动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有更多的人可以对生产做出贡献，增长潜力就会高一点。如果这个国家已经过了人口红利阶段，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阶段，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越来越少，对于经济增长就不利。

图：中国和其他几个经济体的抚养比

本图是中国和刚才提到的几个经济体的对比。刚才说到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劳动力的概念需要界定。大家普遍比较接受的划线方法，就是把15-64岁的人叫做适龄劳动人口。15岁以下的孩子，我们认为不会参与生产，65岁以上的老人，也假设不参与生产。对15岁以下的孩子，我希望假设是对的。对65岁以上的老人，希望假设是不对的，因为今后会有更多的65岁以上的人能够为社会做贡献。

    这个图中展现的指标叫做抚养比、总抚养负担。意思是，每100个适龄劳动人口要负担多少个15岁以下的孩子和65岁以上的老人。1951年日本的人均GDP是美国1/5，当时日本的总抚养负担比大概是67-68%，即每一百人要负担67个老人和孩子。但是在那之后20年，日本的总抚养负担在不断下降，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这是有利于增长的。所以日本1951年之后的20年，人口红利非常显著。同样，新加坡1967年以后的20年，韩国1977年之后的20年，也是人口红利比较显著的时期。我们正好选到了这三个经济体，都有享受人口红利的20年。

图：中国和其他几个经济体的就业参与率

再来看中国，2008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现在则是人口红利已经结束。拿中国这段和他们来类比存在问题，因为我们的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趋势与他们不同，这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另外一个是就业参与率。当就业参与率提高的时候，即使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变，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生产，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快一点。日本在1951年之后的20年的就业参与率基本是上升的，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也都是处在就业参与率上升阶段。而中国的就业参与率在下降，原因有很多。一是我们的教育在改善，15-18岁乃至15-22岁之间的很多孩子在上学，没有参与就业。二是60岁是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60-64岁年龄段的人口不再参与生产，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所以总体就业参与率在下降。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但都不是主要原因。

    我们不仅面临人口红利消失，就业参与率也在下降，这些都对增长不利。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了，是不是就充分了呢？我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分解，GDP等于劳动生产率×劳动力的总量，劳动生产率等于平均每个劳动力的GDP，所以第一个公式只是定义。从第一个公式出发，做一点数学运算，就得到GDP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上劳动力增长速度。从第一个公式到第二个公式是一个简单的推导，一旦做了这样的分解，如果知道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劳动力增长速度，就会得到GDP增长速度。中国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就业参与率下降，劳动力增长速度比较低，而日本等经济体在他们相应的20年里，劳动力增长速度很快，这个差异会影响经济增长。

    关于人口，我们有比较可信的模型。所以对于未来人口增长速度、未来人口结构来进行预测，我们有一些大家愿意接受的预测结果。

    我们对就业参与率也做了一些研究和预测。有了对人口结构趋势的预测和对就业参与率趋势的预测，就可以预测劳动力的变动趋势。由此可见，公式右边第二项可以预测。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它仍然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投资增速是多少，科学技术发展怎么样。我们看劳动力只是计算人口数，没有看素质如何，劳动力素质改善的速度有多快，制度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数据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如图所示，我们能看到很多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横轴代表，每个经济体在某段时间的劳均GDP和美国劳均GDP的比值，用来测度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比值越小，说明距离美国的发展水平越远。纵轴则代表，每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如果相信前面讲的后发优势理论，那么越朝左边，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应该越大。

图：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速度

我们做了若干年的移动平均，把短期的波动过滤掉，从这个图中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可以看到，有些国家享受了后发优势，例如红色的和蓝色的这些点。红色的点代表4个东亚经济体：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蓝色的点代表14个西欧经济体。白色的这些点有的则没有享受到后发优势，尤其是左边这一块特别大的部分说明，当你的经济水平发展很低的时候，经济增长或者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非常大，有的经济体增长很快，有的经济体却增长非常慢。

    如果说，红色和蓝色这些经济体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白色的这些经济体没有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那么红色和蓝色这个条带就代表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潜力。如果这个条带太宽的话，其实没有用处。但因为条带相对比较窄，说明后发优势是重要的。对于我们做的猜测，数据似乎能够支持。

    下面我们做进一步的假设。假设中国能够像这些红色和蓝色的点在历史上表现的那样，也就是说，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潜力。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潜力，而上面这条带代表着潜力的趋势，那我们就可以找一条曲线来逼近这上面这些点。找一个函数组，然后在里面找一个函数，正好能够最逼近这些点，就可以用那个函数来代表这样的趋势，从而可以预测中国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如果相信刚才我们做的假设，即中国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会像刚才那条线所预示的趋势那样，那么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就会是表中这些数字。方法是不断迭代，有了2015年数据，推出2016年数据，再用2016年推2017年的数据。但这还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经济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加上劳动力增长速度，劳动力增长速度是多少呢？我们刚才说人口红利很重要，人口结构很重要。

图：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变化

联合国有一个人口模型，我们借用这个人口模型，有高值、中值、低值的测算结果，我们取中值。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上世纪60年代到2010年在上升，这段时间是人口红利期，之后则下降。这个下降对于劳动力增速有负面影响，再结合就业参与率分析，就得到劳动力增速（中间一栏），“十三五”期间是正的，“十四五”期间基本是零，之后都是负的。把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增长这两个加起来，就得出经济增长潜在速度的预测。到这里，我已经跟大家完整介绍这个过程，我们做了什么假设，然后根据什么样的方法，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表：我们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结果（%）

    当时是2015年，我们对“十三五”期间做了预测，得出的结果是6.36%，今年还是在“十三五”期间。这个结果比较接近实际，但可能不是我们预测的准，而是运气好，还有政策等很多其他因素。对“十四五”期间，我们的预测是5.57%。请大家记住我刚才做的那些假设，即我们会实现经济增长的潜力，再根据东亚的4个经济体和西欧14个经济体的历史数据显示出的一条关于经济增长潜力的曲线，得出这样一个结果。

    刚才我也说了，我们的一些数据做了滤波，把短期波动通过移动平均等方法去掉。“十四五”期间可能会遇到一些短期的波动，会对经济增长潜力产生影响，问题是这样的短期波动的影响会有多大？我实在想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预测，因为这个世界太不确定了。正是因为这样的不确定性，尽管往年政府工作报告都会说预期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但今年没有说，因为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我觉得现在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是我跟大家介绍这样一个结果，就是想给大家一个参照。如果我们没有现在遇到国际上非常严峻的形势，大概的情形会是怎么样。至于遇到了这样严峻的形势会对我们影响多大，则可以做一个判断。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多大。

    如果这些预测是对的，那么到2050年我们会是什么样呢？对于美国有一个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这个预测现在来看也不一定准，因为现在国际局势可能对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负面影响。如果我们暂且相信这样的预测，美国的增速是2.56%，由于中国每个时间段的预测增速都高于2.56%，我们和美国的距离就会不断缩短。到205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1.8倍，人均GDP是美国53%。葡萄牙、立陶宛、爱沙尼亚，这些国家目前的人均GDP是美国的53%，大概能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

有人会问，影响经济增长有太多的因素，你的预测怎么就会有道理？确实我也没法说有多大的道理。例如一个国家的大小会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如果看数据或者看我们通常用的模型，国家的大小好像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人们脑子里面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说大国有优势，到现在的数字经济时代，确实是大市场有优势。十大互联网公司没有一家是中美两国之外的，因为这两个国家就是有大市场。在数字经济时代，一个大的经济体确实有它的优势。

然而大的经济体也有它的困难。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中国价格”，就是当中国的某个行业发展起来的时候，全世界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原材料价格就会猛涨，这个行业所生产的产品价格就会猛降。尤其是中国的所有企业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其他国家的需求和供给没有办法做及时调整，就会造成需求的东西不足，供给的东西过剩，就会影响你的效率。影响效率就会影响你的经济发展，因为企业不赚钱了，未来做投入就比较困难，就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经常会这样，就是当我们觉得某一个产业是战略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的时候，虽然这个产业的发展确实对经济增长有好处，但我们通常也会用力过度，应该支持的产业得到了支持，但支持了以后就变成产业过剩。我们可以看到有诸多这样的产业。当产能过剩经过一段时间慢慢消化以后，产业发展起来了，但中间过程带来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数据中没有发现国家的大小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可能前面讲的国家体量大的优势和劣势抵消了。

以上是我给大家介绍的经济增长潜在速度分析。我觉得这个分析是一个重要的背景资料，对于我们理解“十四五”规划应该有帮助。

背景2：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第二个国内背景，就是我们要坚持高质量发展，要从高速度增长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高质量发展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没有能力把它全部穷尽出来，但关于高质量发展中的经济领域的几个重要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增长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提高的需求，它就要在居民获得中反映出来。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越多，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高，至少对中国是这样。我们觉得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还是比较低的，如果能够带来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的提高，我认为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面。这里不仅仅有量，还有质。我们是不是有更高质量的消费，不仅有居民花钱购买的消费，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也需要跟上。例如，疫情以后大家特别关心公共卫生体系，也是居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二，生产要更加有效率，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影响生产效率有很多方面，有一个生产效率的测度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所以要看我们能否实现更高速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我觉得中国的政府、中国的领导是非常尊重经济学的，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层政府主要文件中会把“全要素生产率”这几个字写进去。只有在中国，学者说这个很重要，就被写进了文件。

第三，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有了快速增长还不够，我们还希望这个增长可持续，而可持续的增长跟防范风险有很大的关系。

这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方面。我觉得“十四五”期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三个方面都需要更重视。

图：全要素生产率

现在讲一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我们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用了一个方法叫做经济增长核算。请大家看图示，想象这样一个模型，蓝色的方块是个大车间，进入的是要素投入，出来的是产出。我们知道有多少投入，知道有多少产出，找一个指标来反映大车间的生产效率。投入主要看两个，一个是人力资本，一个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测度是看全社会有多少适龄劳动人口，他们是潜在的劳动者，另外看适龄劳动人口受了多少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素质。教育不是影响劳动力素质的唯一因素，但这是我们能够获得相关数据的一个主要因素。所以人力资本的度量就使用全社会适龄劳动人口受教育的总年份。物质资本可以通过将过去的投资拿来做价格调整、剔除折旧，最后设法做一个加总，就能得到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每年都有新的投入，会增加资本的存量。虽然政府很多政策会影响投资，但企业是决定投资多少的主体，企业投资会影响最后的资本总量。企业投资时要考虑：如果投资使用的劳动力素质很高，投资得到的回报就会比较高；如果技术进步很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很快，投资得到的回报也会很高。所以投资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人力资本和效益的影响，反过来又会影响物质资本存量。效率在短期很难说会有快速提升，人力资本是长期形成的，物质资本的调整则比较快，所以我们对它做一个特殊处理。我们要看人力资本增长对GDP增长贡献有多大，然后看效益增长会对GDP增长有多大贡献。效率增长会直接带来更多产出，对于经济增长有利。间接影响是，效率提高了，会引导企业做更多的投资，加快资本积累，也会造成经济增长。我们把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都归结于效益因素，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但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直接看清楚一些问题。

表：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核算

我们的测算表明，1978-2007年的GDP增长是10.1%，其中人力增长的贡献是3.7个百分点。大家可以想像，1978-2007年间我们还是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每年大学入学人数从三四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教育有了快速的改善，这都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贡献。全要素生产率自身的增长速度是3.4%，其对GDP增长的贡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度量方法，它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加起来是5.9个百分点。间接影响就是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企业会做更多资本积累，从而带来增长。剩下的则是资本产出比变化的贡献，即产生每一块钱GDP所需要的资本。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存量非常少，就会比较快地积累资本，因为资本产出比很低。到了稳态的时候，资本产出比是不变的，所以资本产出比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是零。经济不在稳态时，可以靠不断增加投资来获得增长，但我们的数据分析告诉我们这不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因素。之所以讲到这段，是因为要跟后面做对比，看“十四五”期间需要做什么。

    实现这样的增长有很多原因。刚才我们说3.7%是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口红利在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全要素增长率很快，一定程度是后发优势造成的，也有其他原因。其他原因有哪些？如果说人口红利的后发优势决定了增长的潜力，那我们最终是靠什么实现了这种潜力？是因为制度在不断完善，资本配置效率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增长速度就会比较高。全国统一市场的完善，不再分割市场，这有很大的作用。企业有了更大的积极性和自主权，也有很大的作用。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需要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前提条件是市场制度要比较完善。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市场制度还不是尽善尽美。在市场制度不是非常完善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增长呢？这是经济学特别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传统制度经济学说，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的经济增长的前提，而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在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依然实现快速的增长，这是为什么？

表：中国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

我们的研究给出的一个提示是：地方政府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这可以叫做特事特办。201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打分，一共195个经济体，我们排名第96名，正好在中间，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排名。我之所以举2014年的例子，是因为尽管最近几年排名有了大的改善，但直到2014年我们的营商环境还是有很大问题。

    为什么在市场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实现增长？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叫做特惠模式。有人说特惠不好听，建议用特事特办。不管什么词，它代表的意思是，尽管制度化的营商环境还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动力为某些企业解决市场制度不是太完善的问题。营商环境不完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觉得不安全，它的产权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另一个是企业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说它遇到某些政府规章制度互相之间的矛盾，企业无所适从等问题。在制度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如果都照章干事，则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这时候就需要有人出来帮助克服这个问题。

    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2018年之前有国税局、地税局，还有资本管制。某家外商投资企业要在中国做一个项目，需要建立一家项目公司来管理项目。项目管理公司的目的是把项目做完，做完之后公司清算，投资者把钱拿走。按照中国的外汇管理规定，这样的投资进来是可以的。在资本管制下，钱进来可以，投资产生了回报拿出去也可以，所以这家企业的资本进出在外汇管理规定下允许自由进出。但是为了能够验证资金收益确实是来自它的项目，而不是来自其他的地方，还要有一定的程序。其中一个要求是，要证明这个项目依法纳税了，这个要求特别合理，不交税怎么能把钱拿走呢？一旦拿了纳税证明，到银行去让银行检查一下账目，说明你的钱都是从这项目里赚的，外商投资者就可以把钱拿走。现在，我们来看这家外商投资者还会遇到什么问题。他到地税局开纳税证明，地税局没有为难他，非常爽快给他开了，说明我们的营商环境有改善。他拿着地税局证明到国税局，同样没有为难他，开了国税局完税证明。他再到银行去，银行也不为难他，只要证明齐全就可以把钱转出去，但是银行提出要看地税和国税两个证明的原件。我们再回想前面的过程，外商投资者先到地税局，再到国税局，国税局说开证明可以，要把地税证明留在我这儿，否则未来怎么证明你交了地税。于是，地税局开的证明到国税局那儿就留下来了，然后国税局开出一个证明。但到银行那里，银行都要看原件。投资者再回到地税局，说能不能再给我补一个？不行。又到国税局说，能不能给我地税局的原件，也不行。银行则要两个证明原件，要证明地税和国税都交了才行。这三家机构每家的程序都有道理，但是加在一起却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举的只是个最简单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一家做垃圾车的国企，还是一家特别大的国企。有四家政府部门要管垃圾车的生产，每个部门都特别负责，都说垃圾车要满足一定的技术规格。然后每个部门都出台了一套技术规格，把四个部门技术规格拿到一起，企业发现，能够符合这四个部门技术规格的垃圾车载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随着监管越来越严格，都来找企业算账，都说你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企业则说，我不可能满足你们的所有要求，如果满足了你们的所有要求，这车根本就造不出来。但是这四个部门就说这不行那不行，我们的规定都是极其合理的，每一个部门都是这样。

    我举这些例子，不是说政府部门要故意制造一个恶劣的营商环境，他们都是好心，想要把事做好。但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制度打架、制度冲突问题。如果你要满足所有监管者对你的要求，你就做不成事。那怎么办？就需要改他们的要求，改监管的规则，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企业一家一家来说服，部门会说，我不是只管你一家企业，我管好多家企业，我给你改了，其他人怎么办？可见这事挺难。所以，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说起来很容易、很美好，实际操作非常困难，需要很多的部门来协调，遇到问题的时候要有办法解决。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应该说有很多。那么，是不是生产垃圾车的就不生产了，或者项目投资就不做了？也不是，否则我们怎么能取得前30年的10%的增长，后面也是8%以上的增长，最近几年仍然有6%。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些能够拍板的领导敢拍板。外汇管理中三家规定不是有矛盾吗，地方领导也没有办法改这个规定，地方的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不了银行的规定，但是地方领导可以出面说，你们就通融一下，企业没有原则问题，所有该做的事都做对了，只是规定上有点小问题，我们就把他放了吧。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领导做一点动作就把问题解决了。

    那个垃圾车的例子我现在还没有回访，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也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拍拍板，说别为难这个企业了，它也得活着，我们那个规定要改也不容易，我们能不能变通一下，让它过去。这就是我们说的特事特办。我们希望做出很大努力把规则都改的特别顺，但这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些人站出来做决策，这些人要有一定的担当。我之所以现在讲这个事情，是为后面讲改革做铺垫。过去的解决办法很多要靠特事特办，靠地方的领导来拍板解决一些问题，最后经济得到了发展。尽管我们的规章制度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仍然取得了经济的增长。

开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就不多说了。刚才讲的是2007年之前，那段时间效率对经济增长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但是到第二段，即2008-2015年之间做经济增长核算的时候，发现增长速度下来了。这个不奇怪，如果我们相信后发优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是会下降。

表：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贡献核算

如果做经济增长核算会发现，这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来源，三个因素的贡献已经跟第一阶段很不一样了。第一阶段人力资本积累贡献3.7个百分点，第二阶段贡献1个百分点，如果再往后看，人力资本增长就会是零贡献甚至负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大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5.9降到3.7。而资本产出比，也就是每生产一块钱GDP所用的资本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对增长做了较大贡献。在增长理论中，如果增加了投资的力度，短期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因为投资会增加资本要素，带来更多的产出。但是随着投资增长，投资的回报率会不断下降，同时还有资本的折旧，未来增长速度又会受限。

靠短期刺激带来增长是有潜在缺陷的。一是随着资本积累速度过快，资本回报率会下降，这种刺激对于增长影响就不可持续。二是在这样的投资拉动增长中，资源用于投资就不能用于消费，所以当投资增长速度过快的时候，消费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2008-2015年之间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增长模式需要转变，这个转变短期来讲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挑战。我们要做结构调整，会有阵痛，会对经济增长带来短期的负面影响。

表：不同阶段的经济增长贡献核算，2016-2018年的变化

看统计局公布的2016-2018年的数据，我们发现情况稍微有所改善，虽然这个时间太短，没有把握会不会持续，但是至少看到一定的正面迹象。尽管人力资本增长贡献变得更小了，资本产出比的贡献也变小了，但效率有所回升。如果说结构转型是重要任务，这些数字表明似乎结构转型已经在发生，并对效率产生了影响。这些是关于国内的背景，第一是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第二是我们正面临经济转型，对经济效率有了更高的挑战。

背景3：全球化遭遇逆流

除了国内背景，还有国际背景。国际背景我用两个字概括，叫逆流，全球化遭遇了逆流。全球化遭遇到的逆流，是因为某某国家选了某某总统带来的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带来的？其实它有更深层次的背景，有些现象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

    一是全球化给几乎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好处，但是全球化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进行合理分配，就有可能让某些人获益很多，而使另外一些人受害。如果是这样，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变得更大，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加大是由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阶层之间矛盾冲突就会加剧。有人不去深想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也有的人为了逃避责任，故意把它说成是全球化造成。另外还有技术的变化，如智能技术、信息技术都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收入差距的加大。在理想的状态下，当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带来正面影响的时候，每一个国家都能通过国内再分配政策，把全球化给带来的收益比较公正地分配，使所有人都获益。然而这并不是每个政府都能做到的。同样，技术的进步也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如果国内政策能够把收益更好地分配，大家也会更加支持技术进步。

    二是，反对技术进步不容易去做，但反对其他国家、把其他国家说成是一个恶棍，甚至说其他国家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灾难，则是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成了最大的一个反对目标。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所占的比重和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经济体，1978-2007年每年平均增长10%，30年累积起来大家可以算算增长了多少倍。后面的增长率为8%，40年增长多少倍、占全球GDP比重在这个期间扩大多少，可以想象中国经济增长对于全球带来的影响有多大。这样大的影响，在给很多国家都带来好处的同时，中国自己也获益了。因为种种原因，中国内部大家相对还比较满意，而其他国家可能因为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很多人受到损害，就会有所反馈，这是个很重要的背景。

    三是，经济体制的差别，使得其他国家认为跟我们某些企业竞争处于一种不公平状态。比如国企，很多国家认为我们的国企享有太多的补贴，它在市场竞争的时候不需要关心亏损，有优势去争夺市场份额等等，这种印象让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接受程度不太高。

    这些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如果理性考虑这些问题，各个国家应该检讨自己的国内政策，让分配变得更加合理。中国也应该让所有企业都公平参与竞争，创造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竞争环境，世界发展本应该是这样。但人们要做到这样是很难的。为了能够找到一个发泄的对象，有些人就会有情绪上的激烈表现，搞民粹主义。也有一些政客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利用民粹主义倾向。我觉得这是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流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个别领导人也会产生影响，因为不同的政治家、不同的政客，他应对问题的方式不同，带来的结果也会不同，不过大背景是我们更需要考虑的。

    前面这些都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另外还有国际政治搀合进来。在两个大国之间，当一个守成大国觉得霸权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做出一些反应。如果新兴国家没有很好地处理，可能会使这个矛盾加剧。解决这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做特别的思考。中美之间除了有地缘政治上的内在矛盾之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体制的差异，都会使得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也有政客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去煽动民粹，使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一天发50个推特，每个都带着煽动情绪，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对双边贸易平衡的聚焦从经济学来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双边贸易不平衡应该是常态。这个贸易逆差是怎么来的呢？

表：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逆差份额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这份2019年的报告提供了一张表，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演变。1990年，美国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逆差有49.4%来自于日本，25.7%来自于其他四个亚洲新兴经济体，只有10%来自于中国，所以那时中国不是被打击的对象。大家都知道被打击对象是日本。如果把亚洲看成一个整体，各国之间分工不同，本来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在中国绕一下道，就变成中国的贸易顺差，让中国变成被打击的对象，这没有多大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整体贸易维持逆差，则是跟它的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有关。因为你有储备货币，享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所以你的储蓄率很低，其他国家还愿意给你买单，来你这里投资，必然造成很大贸易逆差，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规律。只要你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你就要依赖进口资本，当你进口资本的时候，就进口了产品，就形成贸易逆差。所以，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政策造成的。至于它的贸易逆差分配到哪个国家，是由于国际分工的改变所造成。把这个作为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理由，完全没有道理。当然施加这样影响的人是不是能够得到好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跟美国有这样的顺差，所以美国打击中国，对中国影响就很大。美国跟中国讲双边贸易顺差，看上去他好像站在道德高地上，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对方国家安全。不能只讲自己要绝对的国家安全，别人的安全就可以不考虑。如果说到意识形态，那就更复杂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

    国际环境比较严峻、比较困难，未来会怎样？今年的一个变数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到底会对经济全球化逆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或许还在演变的过程中，但可能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我从另外一个国家买的口罩，被第三个国家在中间截掉以后，认为每个国家都必须要生产口罩才能自给自足，所有东西都要自给自足，这对经济全球化是不利的。

“十四五”期间，我们面临这样一个特殊的国际上的严峻局面，外部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内部需要进一步强调高质量。因此，前面预测的潜在增长速度可能需要向下调一点。这是跟大家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我们面临怎么样的国际环境。

展望1：国内国际双循环

下面我想跟大家报告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个问题讨论的很多，我们给一些企业家上课，他们也特别关心双循环对于企业是不是代表大的政策变化，对于企业的影响是什么。我说它不代表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改变，如果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也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合理反映。

图：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

双循环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其实这不是现在才要做的事，它已经发生了。我们看三个需求，一是消费，二是投资，三是净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净出口占GDP比重已经比较很低了，净出口的变化对于GDP增长的影响在零左右。当然这不是特别科学的说法，即使净出口是零，我们也有大量进口和大量出口。尽管它们相互抵消，似乎没有造成新的需求，却让我们享受了比较优势。我们卖出去的产品是有比较强的生产能力的产品，而买进来的是自己生产能力比较弱的产品，这样的交换、对外循环对我们有好处。但仅仅从需求拉动的数据上看，净出口增长占GDP增长的比例已经很小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比例为60%左右，而国内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为40%左右。

图：四类需求占GDP的比重

再看各类需求占GDP的比重，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净出口曾经达到GDP的9%左右，之后逐年下降，现在仅为1%左右。如果说2007年是严重依赖于出口来拉动经济，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长对于出口的依赖已经在逐渐减少，已经实现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那么要更好地促进国内大循环，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着力？

图：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太低

本图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只包括G20经济体。红色线条代表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底下是沙特阿拉伯的比重，上面是其他国家。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曾经跟其他国家差不了太多，尽管依然是这些国家中最低的之一，但还在同一方阵里面。该比重从2000年开始到2010年在不断下降，最近几年虽稍有回升，仍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前面讲了，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这样一个比较。我们需要提高的地方，就是国内大循环要让居民消费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

图：各国的投资率比较

本图是各国的投资率比较。红色线条代表中国的投资率。左边几个国家的投资率比我们高，右边都是投资率比我们低的国家。居民消费的高低基本上跟投资率的高低正好相反，2014年中国的投资率是46.8%（选这一年是因为能找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可比的数据）。G20国家的平均值是我们的一半左右，所以我国的投资率比平均值高出一倍，比我国投资率更高的经济体都不是主要的经济体。有兴趣的听众事后可以尝试把这些经济体从地图上找出来，比如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找到以后值得庆祝一下，说明你的地理知识很好。

只凭中国消费率比其他国家消费率低，投资率比其他国家高，还不能简单得出结论说我们存在问题，有可能是，不是我们有问题，而是其他国家都有问题，不是我们的投资率太高，而是其他国家投资率都太低，不是我们消费率太低，而是其他国家消费率都太高，众人皆醉我独醒。

图：我国的投资回报率的变化

如图所示，我们通过研究测算了中国的投资回报水平。如果画两条直线来逼近这个曲线，可以发现，2008年之前基本还可以说是水平的，2008年之后总体投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依靠资本产出比的不断增加，最后将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资本边际产出会不断下降，最后不可能有持续增长。有些人反对我们这种说法，有的反驳有道理，有的却没太多道理，尤其是不知道怎么测算投资回报率的时候，有一些反驳完全是误导。例如，有人说是因为现在更多投资的期限比较长，所以短期内看不出它的回报率。但我们已经做了投资期限的调整，如果投资时间很长，折旧率就低，减掉折旧率以后的净回报率和投资期限就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反驳不是特别有道理。另外，有人说，有些投资有外部性，项目本身的汇报较低，但对整体经济有价值，但我们考虑的是全国的总体投资回报率，已经包含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理论上更有挑战性的反对意见，但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基于严谨科学数据分析的挑战。要得到天衣无缝的结论，需要大家一起做努力，基于严谨科学创新的方法，克服数据缺乏的困难。能否做到，现在还不可知，但现在我们在现有数据和方法可以支撑的前提之下得到的尽可能科学的结论可能应该是我们需要尊重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我们的消费率太低了，投资率太高了。

刚才讲了国内大循环，我们要更加关注居民的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比较低，投资占GDP比重比较高，而投资所产生的回报在不断下降。所以为了实现高质量增长，国内大循环如果希望找到新的需求，应该更多考虑居民消费。

表：不同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程度

    国内和国际双循环要相互促进。首先我们要坚持开放，不仅要坚持开放，还要有更高水平的开放。尤其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开放变得更加重要。我们来看不同产业的全球产业链参与程度，高技术产业对于全球产业链的参与程度高于中技术产业，更高于低技术产业。如果我们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是高新技术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就会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开放的必要性非常大，甚至越来越重要。

    在坚持开放的同时，还要重视经济的安全。不是说我们非要自给自足，而是有些国家的一些举措，逼着我们把本来没有充分考虑的风险因素考虑得更加充分。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保持高质量的开放，同时注意安全。双循环讲促进国内大循环，国内发展对于开放和安全都很重要，国内发展好了，我们就有更大的实力保持更高程度的开放。国内发展好了，经济安全也会得到更好保障。当我们的市场规模大了，其他国家企业在进行产业链布局时就必须考虑中国市场。我们把中国市场做好，把产业链发展做的更好，就会吸引更多产业链活动布局到中国来。所以国内发展对于坚持开放、对于经济安全非常重要。国内发展另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强了，经济安全就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要保持经济安全，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做到的。如果美国非要坚持一定程度上跟中国脱钩，不仅对于中国有损失，对于美国损失也会非常大。但是有一些政客宁愿自己遭受损失，也要伤害另外一个国家，这是国际政治中不能完全避免的情况。如果中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我们应该和其他国家保持更多的交往，来寻求更大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扩大利益交汇面。大部分国家支持一个多极化世界，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多边国际治理结构。我们也要思考自己在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是不是带来了一些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影响。比如说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管理体系，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有利于全球的公平竞争，这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坚持中国基本制度的同时，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更高地提升市场化和透明化的程度，消除其他国家的误会，改善公平竞争的条件。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其实也有利于增强国内的市场活力和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率。提升我们的开放水平，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可以做出更大贡献的利益相关体，这是所有国家都要考虑的。

    发展国内市场，不断改善国内大循环，可以对国外大循环有促进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些调查结果，美国上海商会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有78.2%的美国在华企业盈利，78.6%的企业不打算改变投资配置，这一指标比上年还增加了5.1个百分点。有人担心在华外资企业都会撤离，其实没必要那么担心，只要我们国内市场发展好了，就有跨国企业来寻求在华有更好的发展。当然随着中美冲突的不确定性加大，计划增加在华投资企业有所减少，这不仅仅是准备增加在华投资企业减少，可能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面临这样的不确定性，增加投资的企业都会减少，这是个有一定启发性的指标。

图：欧洲商会对在华企业的调查

欧洲商会调查也得到类似的结果，我就不一一解释了，大部分企业仍致力于扎根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提供了很多机会，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在中国考虑更好的发展。

很多人特别关心中美关系，这跟双循环也有很大关系。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有家研究机构做了一个调查，主要是关于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是选择与其他国家协调合作解决全球问题，还是选择通过自给自足来摆脱对于其他国家的依赖，然后看美国普通大众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图：美国民众关于新冠疫情教训的反应

这个调查把美国大众分三类，民主党为蓝色，共和党为红色，黄色是政治上比较独立的人。这三种群体的表现大不一样，民主党中80%的人认为要和其他国家协调合作来解决全球问题，共和党只有40%的人这样认为。而说通过自给自足来摆脱对其他国家依赖的，共和党有58%，民主党是18%。可见，美国不同党派对于多边主义的态度非常不一样。不是换了一个执政党，中美关系就会有特别大的显著改善，差别在于对待多边主义的态度上，美国两党非常不一样。如果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可能这会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图：美国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全球化对于美国总体来说是否有益，民主党中75%的人认为有益。尽管对于全球化有很多反思，有反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逆流，但是这个调查仍然发现：绝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全球化对于美国总体有利，即使在共和党中，也有55%的人认为全球化是对美国总体是有益的。

图：美国民众对中国发展是否构成威胁的态度

第三个问题是，在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的问题上，共和党中有67%人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威胁；民主党人选的第一个威胁是新冠疫情，第二个威胁是气侯变化，第三个威胁是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第四个威胁是外国对美国选举的干预，第五个威胁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第六个威胁是全球经济的减速，第七个威胁是美国内部的政治分裂、政治冲突。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是否对美国造成关键威胁，不在民主党的七个主要选项里面。当然，民主党关心的中美关系可能还包括其他问题，并不是说民主党如果胜选以后就会对中国如何如何好。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两党有非常不同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选举像美国的选举那样，不同的结果可能会对世界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

图：美国民众对美国国家特质的态度

最后一个问题是，是美国特质造就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还是说，美国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加伟大？共和党中有80%选择美国特质造就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民主党仅有35%的人这么认为。

面对全球化，我们要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良性发展。未来的国际局势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做好应对。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干好，同时还要更多参与全球治理，让全球治理更加合理。比如国际贸易治理需要改革，从乌拉圭谈判到现在经过了20多年，没有谈成过多少全球性的贸易规则，例外包含关于知识产权的规则。这样一个决策机制、这样一个谈判机制是不是能够适应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我觉得是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

展望2：改革

改革就是两句话，需要形成长期稳定可预期、有利于发展的制度环境；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治理能力需要不断提升。如果能够通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减少制度打架问题，减少过多的政策摇摆，或者对政策摇摆的印象，或者对政策摇摆的担忧，我们经济发展就会有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