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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把握人口形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作者:蔡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发布:2021-07-08    阅读:2841次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不久前公布,对于此次人口普查所揭示的我国人口变化趋势,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并高度重视其中的一些结构性矛盾,着力清除未来发展中人口因素可能设置的障碍,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必要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质量,以十足的成色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雄厚物质基础。

    人口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2020年人口总量为141178万,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加了7206万人,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53%。这是一个预料之中的结果。一方面,与2000年至201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0.57%相比,人口增长速度继续减缓;另一方面,由于2020年比2019年多出的1173万人实际上是两次普查之间历年的误差总和,自然应该分摊到各年度的数据中,因此,普查结果并不否定过去10年人口增长逐年减慢的总判断。总体来说,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在此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揭示。

    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结果,相应导致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表现为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也是21世纪的全球大趋势。联合国预测数据表明,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约为25.9%,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约为12.1%。虽然最不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目前仅为5.7%左右,但是也将迅速赶超上来。作为一个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冲刺阶段的国家,我国自然不会置身这个老龄化过程之外。

    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是进程快。与世界总体及主要国家组别相比,我国的老龄化进程都将是最快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即妇女平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就已经降到了2.1这个保持人口稳定需要的更替水平之下。而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至1.3。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结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处于极低生育水平,结果则必然是极快的老龄化速度。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年至2055年期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这个比重的提高速度世界平均为1.53%,其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0.97%,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7%,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为1.9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44%。

    第二是规模大。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而且这个地位将长期保持。虽然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预计从2020年的18%左右显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届时我国将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但是,同期我国老年人口占世界的比重将仅仅从23.4%左右降低到22.6%,意味着将继续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第三是“未富先老”。即老龄化程度在世界的排位显著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3.5%左右,但显著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然而,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18.7%,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约为12.5%,高收入国家平均约为24.1%。这一特征将长期保持不变。2035年,我国老龄化率预计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届时预期达到的人均GDP约为23000美元,仍低于2019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人口老龄化挑战中的机会窗口

    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降低、老龄化水平提高,是我国正在经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人口转变阶段。相应地,防止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应对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带来经济增长冲击,以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则是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任务。我们所要做的,便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把挑战转化为机遇。一方面,按照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部署,尽快实现家庭自主生育,推动生育率向更均衡水平靠近;另一方面,学会与老龄化共舞,科学应对人口变化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冲击,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确立的增长目标,是考虑到这一时期面临的重要挑战而提出的,因此,老龄化的严峻性并不是人口普查数据初次揭示出来的,也丝毫不会改变我们对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有人担心,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和高老龄化率及其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会进一步减缓经济增长速度,会妨碍实现2025年和2035年的人均收入目标。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首先,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虽不能指望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却可以靠劳动力转移来满足。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5%左右,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3.1%相比,仍有约22个百分点的劳动力转移空间,而每一个百分点就代表着800余万劳动力。此外,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3.9%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4%之间,仍然存在18.5个百分点的差异,通过把进城务工人口转变为市民,可以显著稳定劳动力供给。其次,在关键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产生增加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效果,因而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口变化趋势确有冲击经济增长的风险,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要重视以往关注不够的人口因素风险,即需求不足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效应。根据一般规律,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人口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为标志。2012年,我国15岁至59岁人口达峰并转入负增长。这造成对经济增长的供给侧冲击,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实际增长减速。总体来说,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实际增速的下行趋势,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预期是完全吻合的,说明这期间没有遭遇来自需求侧的冲击。如果需求因素始终能够满足潜在增长率的要求,目前预测的增长潜力尚属合理增速区间。

    然而,如果在2025年左右达到总人口峰值并开始负增长,即第二个转折点,经济增长将遭遇需求侧的冲击。一旦总需求不足成为实质性制约因素,实际增长率会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形成负的增长缺口,实现预期增长目标的难度将会增大。在第二个转折点来临的情况下,供给侧冲击也会转化为需求侧冲击,如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弱化会减少出口,经济增长的减速则会抑制投资需求,形成供需两侧的相互掣肘。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等于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消费就扩大,人口减少消费就萎缩。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通常较低,这部分人口比重提高就产生压低消费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就业人口也因承担社保缴费负担和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减少消费。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收入差距存在并且扩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

    依靠深化改革化危为机

    防范和化解人口因素致使经济增长偏离合理区间的风险,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形成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发挥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支撑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提高潜在增长率与扩大需求的应对举措有机结合,使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表现在诸多关键改革领域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上面。主动推动改革,是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延迟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则是最大的风险隐患。

    首先,落实好中央关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相关部署,推动实现自主生育,努力促进生育率适度回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国内和国际范围的调查都发现,无论实际生育水平是高是低,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大都为两个左右。实际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额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育”成本的高低。因此,我们应该抓紧利用已经为时不长的机会窗口,从妇幼保健、劳动就业、托幼教育等方面,切实降低“三育”成本,挖掘稍纵即逝的生育潜力。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无论是挖掘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潜力,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进而缩小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都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中收获供需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趋势;二是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不足以把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同时,福利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提升,通常也发生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期间。因此,从“十四五”期间开始,我国应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入手,显著加大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尽最大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后,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入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