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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融合的态度不会变
作者:黄益平    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发布:2021-09-08    阅读:1094次   

中国有可能提前达到世界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受疫情冲击以后,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从全球经济来看,疫情期间中国的经济表现相当不错,但整体而言,经济复苏领域存在不平衡现象。


2020年,政府采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公共卫生支出、税收减免以及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等“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来稳定经济主体,在控制国内疫情的前提下,有效稳住经济主体,经济反弹比较强劲,尤其是出口,增长迅猛。

 


疫情后期,经济反弹主要靠出口带动,投资和消费领域的增长动力不太平衡,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比较强,制造业的投资一般;消费领域,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比较强劲,中低收入家庭相对疲软。


疫情期间能够保持较高出口量,因为中国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恢复了生产。未来,等全球大部分国家控制住疫情,逐渐恢复生产之后,中国的出口量是不是还能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就不好说了。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是疫情之前出版的,书中提到,2025年前后,中国可能达到世界银行设定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现在看来,也许中国不需要等到2025年。根据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的指标,高收入国家门槛被定为人均GDP12600美元。去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1000美元,只要保持平稳增长,明后年中国应该可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老百姓最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但由于国内居民人均收入存在地区差异,可能东南沿海大多数城市早就是高收入经济体,但西部、北部地区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平均值。当然,世界各国都存在地区差异或者群体差异,即便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大、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内部收入差异依然存在。中国地域相对更大,差异性也更明显。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时,人均GDP只有156美元;43年后,人均GDP增长了60多倍。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正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同步发生。中国依靠低成本优势,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重要的出口国之一。目前,中国企业正在面临失去低成本优势的经济挑战。



上面所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指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力从低收入水平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但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很难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因此,多数国家达不到高收入国家门槛。由于成本提高,必然要求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保持持续的创新能力。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能力进行创新,无法适应市场需求,最后只能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全球有很多国家长期处在中等收入水平。


对中国而言,未来两三年可能将跨越中等收入的挑战,而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对创新能力的依赖度会越来越高。现在,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创新上做得非常好,5G、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中国有明显的优势。中国的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匹配,但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一些科技领先国家相比,创新方面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中国的知识产权数量很多,但质量很难与领先国家相比,绝大部分是应用型的,甚至就是改变包装,“黑科技”很少。所以,中国需要努力提高创新能力,持续、快速地逼近国际技术的前沿。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因为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中提到,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可能面临老龄化过程,人口抚养比会上升至66%,劳动年龄人口起码减少1.7亿人。劳动人口越来越少,供给、生产能力降低后,经济发展就很难持续高速发展。比如,日本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之后,劳动力总量减少,经济增长肯定就不像过去那么强劲。


当下世界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缓冲或者抵消这种劳动力短缺,减轻老龄化冲击的程度。未来,越低端的劳动越容易被机器替代,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替代的技能水平会不断提高。简单来看,重复、低技能、不需要个性化情感应对的劳动,比较容易被机器替代。未来,随着科学大幅度进步、计算机技术显著提高,也许有一天机器人可以替代医生直接给人看病。



的确有人担心,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对就业市场产生很多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任何技术革命,都必然会带来正面的效率的提升和负面的结构调整、收入分配等问题,所以,社会政策应该高度重视。如果一部分低劳动技能的岗位被机器替代,社会政策应及时跟上,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劳动者失业后的生活,有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目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迅速崛起,尤其在疫情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迫在眉睫。疫情也可能产生所谓“破窗效应”,一方面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冲击,另一方面也催生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会在疫情结束之后大大加速。

 


保持开放,短期对国内的经济大循环更加重视


过去40年,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当下,中国如果想继续依靠外部市场以及外国的直接投资,靠大进大出支持国内的经济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有逆全球化政策对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体量已经很大,如果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份额中占比不断增长,也会带来不平衡。


中国的一举一动,同样会对别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在经济发展中,任何时候任何国家要从一般规模的经济体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肯定要受到外部正面与负面的影响。如果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正面影响是能持续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带动很多国家一起走;而负面影响是会引发一些结构的调整,比如市场份额再分配。当中国在国际市场、国际经济增长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容易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如何处理好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敏感,但不可回避。



从目前较为复杂的国际环境来看,未来中国可能无法继续保持高出口率。客观做一个预测,我觉得现在国内经济内循环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我并不认为中国由此就采取对内的政策导向。中国保持对外开放、融合的态度不会变,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国内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相互合作。


强调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性,符合经济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的经济力量非常弱,需要通过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国际融合、通过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那个时期,国际经济大循环很成功。发展到今天,国内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目前,由于贸易冲突、经济关系紧张等因素,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新挑战,此时,把重心转回国内,构建或者改善国内经济大循环,很有意义,也很重要。



国内大循环,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内的需求消费,另一方面可以改善供给方面的问题,提高创新力和效率。有必要强调的是,中国继续保持开放的经济政策是不会逆转的,只是在短期策略上,需要更加重视国内的经济大循环。


企业面对逆全球化挑战,一方面是保持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企业要抓住大的国内经济循环战略,把精力和关注点放在国内的市场上。不是不关注国外市场,今天我们讲国内经济大循环,是因为当下国际市场发展变得相对困难,国际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肯定也会减弱;再加上中国没有低成本优势,所以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更好地关注挖掘国内市场的潜力,关注中国的消费趋势,肯定是新的热点。


随着中国经济体发展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成熟,增长速度会不断放缓,这是一个一般规律。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可以简单地学习其他国家既有的技术或者管理经验,发展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当中国越来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需要更高的原创能力,经济发展速度也必然会放慢。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将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从而顺利地实现中央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