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魏尚进 复旦金融评论 2022-05-12 09:00

■作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任何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人力资本、（机器、厂房等物理）资本、与其他资源的增长率，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中人力资本的增长中，就业年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就业年龄人口的质量（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影响）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就业年龄的数量在下降，人口质量提高的速度，决定了人口数量下降对增长的负作用能多大程度被对冲掉。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首次提出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他研究发现，一旦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降到1.5的警戒线以下，回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然而，根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

鼓励生育的政策一时成为社会焦点。但即使婴儿出生率从现在开始上升，就业年龄人口也只能在18年以后才会上升。所以，在就业人口数量无法在短期内快速提升的情况下，当前中国需要依靠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在过去的四十多年，持续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素质型劳动力的塑造有利于推动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南开大学原新教授在对人口的长期研究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综合素质改善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是健康状况进步显著，预期寿命达趋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教育人力资本大幅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全国总人口15.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稳步迈入高等教育普及阶段。

但是，北京大学王格玮、赵耀辉分析现实情况认为，中国大多数地区仍旧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数量众多的孩子竞争为数不多的小学、中学优质学位，优质大学数量少，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都导致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过焦虑，不仅投入了很多钱进行各种补习，同时搭进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带来亲子冲突和夫妻冲突。近期实行的“双减”政策，其目标就是为了消除家庭教育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但如果措施治标不治本，很可能导致竞争以其他方式继续。

学生、家长想方设法挤进名校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得到相应或成倍的回报？普通家庭是否有机会实现阶层的跃迁？清华大学严飞指出，单从阶层流动的角度考察优质高等教育的作用，结果不免残酷和悲观。在知识性填鸭和学校社会功利性质的规训之下，我们会不断拼命地追求分数，进而倾向于觉得高考即是人生的巅峰，甚至掌握了未来人生的决定权。浙江工商大学李井奎认为，虽然精英教育有着相当大的工资溢价，但是名校毕业生的身份并不一定保证一个人进入到按职业、行业和其他非工资福利的精英阶层。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牛新春还发现，社会需要的人才、认可的能力和毕业生期待的岗位、具备的实力明显错位，存在行业错配、过度教育和能力偏差等诸多问题。

人才红利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创造与培育，还有其他许多课题需要探索、许多途径值得开发。比如，在数字时代，如何用好科技手段，缩小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教学资源的差距是一个重要的题目。再比如，农村的高中教育目前人才培养体中的一个短板，如何有效解决是一个重要的挑战。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理性地看待综合人力资本提升的问题。在政策和财政方面给予支持，培养身心健全、善于独立思考和创新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并将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提到与重点学科教育同样的位置。

从依靠“人口红利”加速转变为依靠“人才红利”，是延续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动力。在创新驱动下，建设一个大而强的经济体。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编辑 | 潘   琦

□视觉 | 葛雯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