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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稳当前消费实现稳长远增长
作者:蔡昉    发布:2022-05-20    阅读:5542次   


财经杂志 2022-05-18 18:43 发表于北京

以下文章来源于财经智库CJZK ,作者蔡昉


在疫情和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重处理好保消费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保市场主体的目的是保就业、收入和民生,同时需通过补贴个人和家庭更直接地稳定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需求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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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C

 

文|蔡 昉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的交织,给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给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紧迫的需求,也给宏观经济研究提出了严肃的课题。在供给和需求两个端侧、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长期和短期两个区间的多重组合中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增长现状、性质和走向的认识更加全面、综合和系统,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政策优先序的选择更加到位,旨在稳增长、稳民生的举措更有针对性,经济社会政策的实施更有效力。

 

从三个维度上认识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多变的过程。因此,认识宏观经济形势,并不仅仅是对几个指标进行跨期比较那么简单。无论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是微观市场活动的决策者,在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希望得到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一是在诸多宏观经济指标中,哪一个或哪些能够提供对于形势判断是最为关键和最少歧义的充分信息;二是如何在及时捕捉瞬息万变形势的同时,动态地保持认识上和判断上的一以贯之;三是如何在看似无关甚至彼此矛盾的各种局部经济表现中,从宏观上准确把握整体趋势;四是如何在多种视角和多重目标中抓住主要矛盾,选择正确的政策优先序。


诚然,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观察和认识宏观经济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不过,在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如果能够更自觉地从以下三个具有二分法性质的重要维度着眼,并从它们之间相互交织的性质出发,在多重组合式的框架中认识宏观经济现状和走向,无疑可以减少在做判断过程中的纠结与困惑,增进判断的准确性、决策的科学性和行动的确定性。


第一是“端侧维度”,要求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做出两个端侧的区分,就是说可以分别从生产函数和国民经济恒等式来认识经济增长。在供给侧,经济增长不是无米之炊,产出要有源泉,即总产出是由资本、劳动、人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及其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决定的。供给侧的因素相对稳定,表现为某一时期存在一个特定的潜在增长率。


在需求侧,经济增长要可持续,产出就必须有去处,通常表现为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需求侧的因素较易受到短期冲击性因素的影响,因此更经常地表现为周期性波动,造成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由于增长总是受到供需两侧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就是要分析和判断,在此时此地,究竟是趋势性因素还是周期性因素,发挥着影响实际增长的支配性作用,以及处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各种作用因素,相互之间的协同及匹配关系究竟如何。


第二是“空间维度”,要求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进行观察。


宏观经济表现为加总的经济活动及其结果,通常由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和变化率、货币发行总量、财政收支规模、失业率、物价指数等一系列总量指标进行刻画。微观经济活动则是参与者个体层面的生产、收入、支出、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及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行为及其结果。一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分解和结构性描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微观经济活动的背景。另一方面,鉴于宏观经济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深刻认识微观经济活动,也有助于把握宏观经济动态。总之,在观察和认识经济形势时,需要把宏微观两层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三是“时间维度”,要求同时从长期和短期两个区间视角观察经济活动影响因素。


从理论工具来说,经济周期理论通常帮助我们从相对短期的视角看待宏观经济,而经济增长理论帮助我们关注相对长期的问题。实践中,这个维度区分通常能够产生比较明显且有意义的差别。在短期里,要素禀赋不变,产出也不会产生过大的调整,因此,当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时,要么以价格变化的方式结清市场,要么产生数量上或正或负的缺口。在长期中,生产要素可以得到积累,要素禀赋结构也会发生变化,由此形成长期的经济增长稳态。


现实中的宏观经济表现,就是这三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的总体结果(表1)。从逻辑上看,三个维度可以形成八种组合情形,分别为:供给侧的长期宏观表现;供给侧的长期微观表现;供给侧的短期宏观表现;供给侧的短期微观表现;需求侧的长期宏观表现;需求侧的长期微观表现;需求侧的短期宏观表现;需求侧的短期微观表现。


从理论上说,上述组合情形都是可能的宏观经济表现。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组合情形发生的频率各不相同。本文拟重点关注那些出现频率较高的情形,即宏观经济形势判断中更经常遇到的现象,揭示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主要矛盾。

 

表1 宏观经济形势判断的维度及其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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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成为增长的常态制约


在表1列出的三个维度的各种组合中,供给侧因素与时间维度,特别是与长期因素的组合,恰好可以完美地刻画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中国经济状态。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特征是供给侧发生长期而显著的变化。其一,在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并进入负增长之后,包括要素供给和配置水平在内的一系列供给侧因素都发生了逆转性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其二,由于这一期间没有发生周期性冲击事件,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得以总体保持一致。2011年-2019年期间,实际和潜在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0%和6.8%。然而,本文关注的2022年宏观经济现状特征,乃至更长期间的经济增长趋势,应该在需求侧因素与时间维度的组合中做出解读。


从需求侧的长期视角来看,不期而至的人口转折点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挑战,意味着又一个新常态的形成。虽然2022年中国人均GDP或可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最新门槛标准(12695美元),意味着中国提前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鉴于老龄化进程以更快的速度跟进,未富先老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由之而来的“成长中的烦恼”难有丝毫的减轻。截至2019年的版本,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增长和年龄结构变化的预测,都没有预料到最新转折点的到来。按照2021年的数字,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2022年到达峰值应没有悬念;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4.2%,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老龄社会标准。


从理论和经验看,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和老龄社会的来临,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都会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因而改变长期经济增长的常态。近年来,国际上宏观经济学界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如何塑造了各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新常态——长期停滞。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短缺和生产率停滞导致资本回报率降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均相应下降。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落,抑制通货膨胀率和长期真实利率,使经济增长陷入低迷,还推动负债率的高企。


从跨国数据可见,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之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即居民消费率进入下降的轨道(图1)。从一些已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来看,在人口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这个转折点上,居民消费和经济均亦步亦趋地跌到零或负增长的谷底。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通常不可逆转,人口特征的这种变化趋势,也以既定不变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驱动力和需求拉动力。虽然消费和经济的负增长只是暂时的现象,但冲击之后,经济增长可能陷入一个较低的速度区间。换句话说,经济增长从此进入一个新常态。与2012年以来牵引中国经济下行的供给侧新常态不同,即将形成的这个新常态,标志着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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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随老龄化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降低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更加关注冲击的微观后果


关于宏观经济周期性冲击与长期增长趋势之间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一次性冲击本身以及应对措施的性质,会通过“磁滞”效应(hysteresis)影响事件之后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说,如果周期性冲击过于严重,或者应对措施不当,可能使长期的减速趋势提前到来,使随后的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更低的常态速度区间。因此,在认识到社会总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常态制约的同时,还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短期冲击,如何从需求侧造成对当下的宏观经济影响,并预期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留下疤痕。


从需求侧观察短期冲击的微观后果,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微观主体之间的明显分化。遭遇冲击的宏观经济状况,是由千千万万个微观主体的不同际遇所合成的。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主体包括诸如企业这样从事经营的市场主体、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者,以及作为收入者和消费者的家庭。固然,宏观经济冲击必然延伸到所有这些主体身上,然而,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遭受冲击的性质和表现会大相径庭,同时在每一种类型的主体中,不同当事人遭遇的冲击程度不尽相同,遭到冲击时的承受能力也有九天九地之别。


先看作为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市场主体。目前中国大约有市场主体1.5亿余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03亿个,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主要从事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业态。此外还包括企业法人单位2500多万个。这些类型和规模各异的市场主体,面对冲击时的调整能力有云霄之别,处境也就大相径庭。经验表明,每一次出现经济下行趋势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总是首当其冲。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特点,大量这类市场主体遭遇到难以抗拒的冲击,或惨淡经营,或难以为继。从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政府认识到“保市场主体”就是“留得青山在”,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一项重要方针,对稳定增长、就业和民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来看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及家庭。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极其多样化、极为分化的人口总体。综合各种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有14.1亿人口,4.9亿多个家庭;在全部人口中,有34.9%居住地与户籍登记地不一致,有26.6%是所谓的流动人口;被定义为劳动力的人口为7.8亿,其中就业人员7.5亿;在全部就业人员中,非农产业就业占76.4%,城镇就业占61.6%;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单位外就业、个体就业、未被记录就业的部分至少占到30%,可以被看作是非正规就业群体;被定义为农民工的群体为2.9亿,其中在户籍所在乡镇就业的农民工1.21亿,离开本乡镇的外出农民工1.72亿,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3亿。


经济低迷和增长下行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就业受到冲击,进而居民收入增长减慢、居民消费受到削弱,对经济增长形成不利的循环影响。由于劳动者的就业状态不同,以及就业人员所处的地区、产业、行业、单位性质、劳动关系特征不尽相同,他们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受到的社会保护程度均差异巨大。因此,面对宏观经济及劳动力市场冲击,劳动者因应冲击的能力有着巨大的差异,处于大不相同的境遇。鉴于此,在保市场主体的措施之外,还需要加强直接针对个人和家庭的扶助措施,通过稳定收入和基本生计,稳定消费和保障民生。从这个意义上,保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就是“留得沃土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劳动力市场表现跌宕起伏,总体处于严峻的状态(图2)。首先,城镇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疫情前的水平,如果以5%作为自然失业率的话,意味着在多数时间里存在着周期性失业。其次,按照所谓“萨姆法则”,即如果最近三个月失业率的平滑水平比此前12个月中任一失业率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则意味着经济进入衰退,2020年2月前后和2022年3月前后,宏观经济都显现衰退的特征。最后,那些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的群体,在冲击中处于极为脆弱的状况。例如,农民工在城镇不能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难以承受失业而通常选择返乡,城镇失业率不能充分反映其实际就业状况。即便如此,2022年2月以来城镇非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仍然显著超过平均失业水平,标志着失业的严峻性达到一个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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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种指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

 

保市场主体与保消费主体


保市场主体就是“留得青山在”,保消费主体则是“留得沃土在”,“青山”与“沃土”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和互为条件的关系,两者不容偏废。在因疫情反复而实施严格防控措施的情况下,2022年中国GDP增长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准确理解经济下行的含义。


首先,GDP是一个流量概念而非存量概念,也就是说每年均要将社会所需的产品和服务重新生产出来,这个过程确保经济正常循环和民生基本保障。一旦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充分就业就不能实现。


其次,GDP既是一个总量的概念,也有其结构含义。经济增长低于预期造成的收入结果,在个人之间和企业之间会产生分化的结果,相对脆弱的主体将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


最后,GDP既是一个独立的统计指标,也是具有较高市场敏感度的信号,影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及信心。


在疫情和防控措施不可避免导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特别注重处理好保消费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关系。经济学家常说“不要浪费一个难得的危机”,含义之一便是危机时期也是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时候,通过优胜劣汰提高生产率。所以,保市场主体要有所甄别和区分。青山上既有“万木春”也有“病树”。保市场主体的目的是保就业、收入和民生,进而通过稳定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的需求拉动。同时,沃土也是青山常绿的根基和万木春的源泉。因此,那些直接滋润沃土的措施也不能缺位。鉴于扶助市场主体的政策效应通常不会百分之百地涓流到消费主体那里,因此,直接对应个人和家庭的资金扶助,至少应该有同等的力度。


以个人和家庭为对象进行直接补贴,是一个必要的宏观经济稳定机制,实施的理由既重要且简单。第一,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与市场主体这个保障民生的手段相比,个人和家庭更加紧密地贴近民生,更直截了当地对应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目的本身。第二,作为一系列临时性的民生举措,直接补贴个人的做法并不是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其可持续性问题。第三,面对个人和家庭的救助并不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安排。一方面,在需求侧因素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存在着周期性失业和增长缺口的情况下,以稳定消费为目标的财政措施,充当的是必要的经济稳定器功能。无论是对于解决紧迫的民生保障,还是对于疫情后经济复苏,稳定住居民消费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和绕不开的路径。


以稳定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为目标,遵循以普惠、通用、直接、便捷的方式把扶助资源送达个人或家庭的基本原则,保消费主体的政策举措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把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临时性地扩大到未参加社保项目的人群;充分而适度地提高基本社会保险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在必要时直接向居民无差别地发放现金;临时性地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基本社会保险的缴费率,等等。根据需要并考虑到作用性质,上述各方面的措施均可以结合起来实施,以提高以保收入和消费为目标的政策效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编辑:李高超)